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生平详细资料
顾炎武
字号：原名绛，明亡，字忠清；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
生卒：公元1613年~1682年
朝代：清初
籍贯：江苏昆山
评价：清学“开山始祖”，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幼年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嗣母王氏，十六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庄（玄恭）为挚友，时有“归奇顾怪”之谓。
少时深受嗣祖顾绍芾的影响，关心现实民生，注重经世学问。十四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归庄共入复社，与复社名士纵论天下大事，反对宦官擅权。二十七岁乡试落第后，他“感四国之多虑，耻经生之寡术”（《亭林文集》卷六），断然弃绝科举之道，发愤钻研经世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全国各地山川、地理、农田、水利、兵防、物产、赋税、交通等资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书未成而明亡，清兵南下，昆山城破，嗣母王氏绝食二十六日，慷慨殉国，遗命勿仕清廷。顾炎武深受感动，与归庄等人以匡复故明为志，积极投入苏州、昆山、嘉定一带的抗清武装斗争。起义失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随行的骡马驮着书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清顺治十三年（1656），只身北上，十谒明陵，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并垦荒种地，结纳同道，以图恢复。康熙七年（1668），为山东“黄培诗案”株连入狱，经友人营救获释。
顾炎武律己极严，身处逆境而终无颓唐之想，刚正不阿，坚毅不屈，一生誓不与清廷为伍。其诗《精卫》写道：“尝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对于投清变节者，他毫不留情，愤然直斥：“蓟门多狐鼠，旧日须眉化儿女”。康熙十六年（1677）开博学鸿词科，都中争相举荐，他致书曰：“刀绳俱在，毋速我死。”并郑重声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次年议修明史，总裁叶方蔼又特邀他入明史馆，他严词拒绝，回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卷三）其超行气节，令清廷都敬畏不已。
此后，顾炎武客居山西、陕西，潜心着述，不再入世。晚年筑土室于华阴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并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即使隐居，仍不忘其志。康熙二十一年（1682），卒于曲沃。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着述宏富，今可考见者已有 50 余种，代表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他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如在经学上，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注重确实凭据，辨别源流，审核名实，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在音韵学上，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为其鲜明旨趣，认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并以其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清代朴学的先路，对吴、皖考据派有深刻影响，被誉为明清学问有根柢第一人，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
顾炎武强调为学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秉承“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古训，认为对社会历史（“文”）的探讨和操守气节（“耻”）的砥励，同样重要；还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更是影响深远，流传至今。
顾炎武的治学思想同样贯策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主张作品应为“经术政理”服务，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又说：“诗不必人人皆作”，“和韵最害人诗”，反对一切阿谀、剿袭及无聊的应酬文学，提倡严肃的创作态度。他主张“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但并不一般地反对运用技巧。他指出《汉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史记》则“情态横出，文亦工妙”，所以他认为《汉书》不如《史记》。他反对盲目地摹仿古人，曾批评一位朋友的诗文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十七）
顾炎武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现存各体诗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所收的4首佚诗。顾炎武生当乱世，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形成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沈德符评他：“肆力于学，……无不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诗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明诗别裁》）如着名的七言律诗《海上》四首，关心恢复事业，悲感苍凉，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便评曰：“独超千古，直接老杜。”
清军南渡，一路烧杀淫掠。顾炎武写下了一系列国亡家破、长歌当哭的壮烈诗篇。他在《秋山》中描写江阴、昆山、嘉定等地人民抗清失败后被屠杀劫掠的惨状：“旌旗埋地中，梯冲舞城端。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烈火吹山冈，磷火来城市。天狗下巫门，白虹属军垒。可怜壮哉县，一旦生荆杞”。杨廷枢、陈子龙、何腾蛟等抗清不屈而死，他都作诗哀悼。他起初寄希望于南明政权，在《京口即事》中，他将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比作东晋志图恢复的祖逖。南明唐王遥授他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他收到唐王的诏命后十分激动和兴奋，《延平使至》诗中写道：“身留绝塞援枹伍，梦在行朝执戟班”。南明政权相继覆灭，使他深感悲痛，以“春谒长陵秋孝陵”（《重谒孝陵》）寄托胸怀。《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雁》、《元旦》、《又酬傅处士次韵》、《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井中〈心史〉歌》等，都表现了他直至垂暮之年，怀念故国之心仍耿耿不释。
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议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或揭露清军屠城罪行，或表彰志士的高风亮节，读来情景如在目前，人物跃然纸上。
一、“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
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郡县论》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地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
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因此，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就成为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而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达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
二、”经学即理学“的学术新途径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着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上）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
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批评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同上，卷七）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文集》卷六）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日知录》卷一八）这不仅是对陆王心学的否定，也是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氛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同上书，卷二九）。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经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同上）。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统，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着，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同上书，卷四）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实的经学，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了。因此，他倡导复兴经学，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顾炎武还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同上）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抵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主要是治古代经学的学风。汪中也曾说：”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国朝六儒颂》）顾炎武成为开启一代汉学的先导。
三、”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文集》卷三）可见，他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说明他所关心的还是”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实学“，这也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犹当博学审问。……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摘自步近智、张安奇《中国学术思想史稿》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