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应传承古典文学的语言魅力
中国古典文学曾创造了无数的语言精品，古典诗歌中很多诗句的每个字都经过精心锤炼，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10个字就提示了一个阔大的场景，它不仅是场景还是意境，这样的文字脍炙人口，让人过目不忘。同样的场景，用现代文来写，或许数百字、甚至数千字也未必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然而20世纪初为了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汉语书面语经历了一个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同时还经历了一个欧化过程，经过这场变革，汉语由一种诗性语言变成了散文性、分析性语言，它似乎再也写不出那种余味无穷的诗句。
作为中国古代主要书面语的文言之所以具有如此神奇的表现力，是因为其特殊的词汇和语法结构。文言的词汇主要是单音词，句子的组合则以意合为主，就是说，句子成分的组合靠的不是语法成分，而是语义条件，只要语义相关，合乎事理，就可以连在一起。如王力所说：“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文言不是没有语法，但这种语法是隐性的而且非常富有弹性，词与词只要意思相关就可以组合在一起，而且很多语法成分都可以省略，再加上词汇的活用（例如名词、形容词、数词用作动词，名词作状语等），这样语言的组合就非常灵活。文言在词汇和句法上所具有的特点，使古代诗人能更容易打造出优美的文句，文言的优势有这样三个方面。
首先是创造“含蓄美”。文言没有硬性的语法规范，一方面它可以只保留最出彩的词语，将语义浓缩到极致，让语言保持最大的张力，同时，它可以通过对词语巧妙的调配，创造某种言外之意。像“春风又绿江南岸”中，一个“绿”的活用，创造了余味无穷的表达效果。其次是创造“音乐美”。文言的单音节和句式组织的灵活，使古代作家在语言调配上拥有了最大的自由，可以更多地创造出平仄和押韵，使诗歌具有一唱三叹之妙。如张中行所说，如果文言不是句子灵活，单音词多，“像‘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萨都刺《满江红》），这样字少意繁的句子，写出来是很难的”。再次是创造“建筑美”。中国古典诗歌中不仅诗歌总是保持句式的整齐，在很多散文作品中，文人也追求语言的整齐美，而文言的灵活同样给古代作家提供了方便。朱光潜说：“单就文法论，中文比西文较宜于诗，因为它比较容易做得工整。”比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和“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如果在西文中就要加上许多虚字，很难形成古典诗歌的这种整齐。另外，许多古典诗歌大量使用色彩词，在色彩美的创造方面也很有特点。
五四时期汉语书面语在实现了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并经历了欧化以后其语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汉语词汇由单音到双音或多音，语法规则由隐性到显性，句子成分被固定，也明显变长。经历了这个变化以后，汉语被套上了语法与逻辑的重枷，它变得精密、复杂，逻辑关系严密，但同时也失去了简约、灵动。然而从一方面来说，五四以后，语言的变化并非使汉语失去了诗性的特点，事实上，与西文相比，现代汉语书面语仍然是一种简约的、灵动的语言，如果作家有足够的创新意识，仍然可以很大程度上继承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创造出具有诗性的语言。
在如何继承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上，当代作家面临的选择是有趣的，即一方面，现代白话与文言毕竟是两种语体，当代作家要将文言照搬到现代汉语中来是不可能的，然而，另一方面，他们的继承又是可能的：当代作家可以学习、借鉴古典作家的语言策略，立足现代汉语，充分挖掘其中的诗性内涵，创造与文言相似或相近的效果。文言的有些表达效果，现代文已经很难追及。例如，古典诗歌句式的整齐，就连现代诗歌都做不到，现代小说就更难做到，但是文言的含蓄美和音乐美，现代作家却可以学习与借鉴，也可以求得相近的表达效果。另外，很多古典诗歌大量使用色彩词，在色彩美的创造方面也非常有特点，这一点也可以学习与借鉴。当代作家可以借鉴的语言策略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
1、含蓄美的创造
现代文虽然经过了欧化，但是它与西文的严谨和刻板之间仍有很大距离，现代文在句子成分的省略、词类的活用与组合方式的灵活方面仍有很大自由，当代作家可以充分利用这个自由，创造含蓄、隽永、“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达效果。汪曾祺就非常注重语言的锤炼，他的文字看似“白”、“淡”，但其实是经过精心锤炼，真正做到了寓丰厚与简略。汪曾祺曾认为“小说家在下一个字的时候总得有许多‘言外之意’，‘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凡是真正意识到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的，都深知其中的甘苦。……一个小说作家在写每一句话时，都要像第一次学会说这句话。”“语言要流畅，但不能‘熟’。援笔就来，就会是‘大路活’。”例如他的《收字纸的老人》写一位姓白的老人，以收字纸为生，他一生淡漠，经常走家串户收字纸，而“逢年过节，大家小户都会送他一点钱。”然后作者写到：“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这几句话极其简略，其中既写实，也有写意的成分，整个句段没有精确的时间标志，它写的不是老白具体在哪一天的经历，而是对他平时生活的概括，句子是在具象与抽象之间游走。特别是最后两句“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更是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在当代文坛上也并非仅仅一些老作家在古典文学语言中寻求借鉴，一些新生代作家也有这个方面的探索与追求。安妮宝贝的语言就非常有特点，她通过不断地转行、断句，将语言的简练推向了极致。例如，“饿。非常饿。皮肤，胃，连同她的感情。”“她的脸沉没于暗中。笑容。头发的颜色。额头。眼睛和嘴唇的形状。下巴。肩。手指……所有的轮廓与气味。”“大雪的夜晚。时间。回忆。生命的旅途。以及小说。都是如此。”安妮宝贝曾自述：“我小时候痴迷唐诗宋词，觉得文字里有无限意境。”安妮宝贝使用的纯然是现代汉语，没有文言成分，但是其叙事照样收到了与文言类似的效果。
2、音乐美的创造
就音乐美的创造来说，汉语书面语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带来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仅仅因为句子成分的固定，作家的调配不如以前方便。当代文坛上一些语言意识很强的作家大都注重音韵调的调配，让语言具有音乐性。汪曾祺就一直重视语言中音与调的协调，而他的协调又主要是从字与句的组织入手。他认为“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缓，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汪曾祺很多小说的句子都是通过长短句交错和语句之间的照应创造起伏与节奏。例如：“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到处是白蒙蒙的热气，香喷喷的茴香八角气味。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
以往有人认为现代语文句子变长不利于音乐美的创造，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事实上，长句和短句都能创造节奏和起伏，而长句可能有着更为便利的条件。陈染小说的语言一向就是长句子多，她习惯于一口气说出一个绵长的大句子，然而她非常注重句子长短的搭配、音韵的协调，因而语言随着语气升降起伏、抑扬顿挫，这样的句子既有音乐性又充满了抒情的感觉。例如：“于是母亲那长一声小宝贝短一声大乖乖的叫声就落到宝座上的新小人身上。”“然而到了交锋期，父亲狂怒地大拍桌子，尘土之飞扬、拍打之响亮、震荡之剧烈，能把那七六年的大地震吓回去。”陈染小说中很多长句子读起来都有一唱三叹之妙。
3、色彩美的创造
在汉语中还有一些古今通用的修辞策略和手法，它们并没有因为从文言到白话的变革被阻断；当代作家更多地使用这些手法，对继承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也会有明显的助益。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色彩词的大量使用，很多脍炙人口的诗句都精准、恰当地使用了色彩词，创造了绚丽的场景与画面。古典诗歌的很多名句都是因为色彩和声音俱佳而让人过目不忘。例如：“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有的诗词提供的就是色彩斑斓的画卷，例如张志和的词《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没有色彩词的丰富，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就要失色很多。
五四以后，现代文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抽象性、逻辑性提高，具象性和感性的成分有所减少，而新文学作家要在文学语言中改变这种情况，提升文学语言的具象和感性成分，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凸显对象的色彩感，用色彩唤醒读者对生活的感性认知。在当代文坛上很多作家都很注意色彩美的创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莫言、苏童和林白等作家。莫言的小说浓墨重彩，曾经被比作西方后期印象派的绘画。例如：“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东边暮色苍苍的原野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浓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那种凄艳的红色。这时太阳刚刚落下，地平线上还留着一大道长长的紫云。”这个段落是短篇小说《枯河》的第一段。小说以“水淋淋的鲜红月亮”暗示了小说主人公黑孩的不幸命运，其中每一个句子都色彩鲜明，能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中国古代的文言是一种天然的诗歌语言，古典诗人用文言创造了无数诗歌精品，五四以后，因为语言的转型，新文学作家与文言拉开了距离，到了当代，文言似乎更加遥不可及。然而现代文与文言毕竟是汉语书面语的两个分支，二者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当代作家如果很好地学习古代文人的语言策略，就能够继承古典文学语言的魅力。对当代作家来说，古典文学不是阴影，而是标杆和资源，以古典文学为典范，当代作家能创造出具有同样魅力的语言精品。（张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