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笔名

作者的笔名 罗沧

民国苏汶《谈文人的假名》云：“用笔名无可反对，但我希望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笔名为妥。”——题记 ## 开场白

中外现当代的大多数文学创作者，许多都有一个自己发表作品的笔名。中外文学创作者的笔名，如同中外大多数从艺者有艺名一样，与本名、原名、真名、专名、正名、学名、大名、乳名、谱名、定名、官名、术名、画名、通名、曾名、实名、旧名或网名不同，属于化名、假名、别名、它名、文名、伪名、另名、又名、外名、借名、特名、代名、新名、俗名、今名或艺名之类。中外每一位文学创作者的笔名，都属于一个特定的人名代号，不是一种规范的正式姓名，而是一种别样的特殊名字。何为“笔名”？所谓“笔名”，乃是著述者创作和发表作品时，基于某种因素，不用真实姓名发表而采用的化名。关于“笔名”一词，在几部语文辞书中的解释，只是大同小异。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注解云：“作者发表作品时所起的名字。冰心是谢婉莹的笔名。”舒新城和陈望道主编的《辞海·语词分册》解释云：“笔名是作者在发表作品时所用的别名。例如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至于笔名这种文化的署名现象，在文学领域较为常见。由于目前网络飞速发展，写作文章不用笔，人们写作可以通过电脑来完成，于是青年作者郑须觉提出用“文名”一词，以代替日渐过时和让众多写手羞于启齿的“笔名”之说。如同从艺者有“艺名”，从文者有“文名”一般。如今“文名”一词，将越来越为大众所接纳和广泛应用，并成为替代“笔名”一词的升级趋势。中国古时无“笔名”一词之称，不是像“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一样，属于中国的特产。周退密《我的笔名》云：“‘笔名’一词，在今日已是尽人皆知的名词了，但是他不见于中国古籍。”中国开始有“笔名”一词，乃是从西方英文“Pen-name”一词，引进过来的舶来品。至于“笔名”具体起于何时，何时传入中国，在此不作其他的具体考证。陈四益《笔名的缘由》云：“写文章用笔名，不知始于何时，但那原因总不外是不想让人知道作者的真名。”中国文人有笔名，大概是“西学东渐”时，清国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文化之一。朱金顺《杂说我的笔名》云：“笔名这东西，大约是留学生从外国学来的。”因而“笔名”一词，乃是从英文“Pen-name”翻译过来的外来词。钟叔河《我的笔名·序》云：“‘笔名’是‘Pen-name’的汉译，而且是直译，但中国古也有之。”关于“Pen-name”这个外来词，在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年版的《综合英汉大词典》里，释义为“著者等的假号，假名，伪名，雅号”，这里无“笔名”一词的具体解释；而在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初版的《双解实用英汉字典》里，释义为“作者之别署；笔名”，这里大概是在工具书中首次出现“笔名”一词的解释。钱亮星《说名道姓·鲁迅有128个名字——笔名谈》云：“笔名不是中国作家的专利，国外作家用笔名的历史，比中国作家要长得多。‘笔名’这个汉语词汇，本身即是舶来品。在英文中，‘笔名’写作‘Pen-name’，即‘钢笔名字’，简译为‘笔名’。”从中国近现代以来，文人给自己起笔名，兴起一股潮流，许多作家并以笔名传世，原名反而被遗忘了。 王泉根《笔名与网名》云：“笔名是作家诗人、文人墨客摇笔杆时题署的别名、化名。现代文坛曾大兴笔名之风，几乎每位作家都有笔名，有的多达十几个、上百个。如鲁迅，因而研究现代作家的笔名，已成为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现代作家的逐渐远行，笔名的破译也越来越难。”我们如果从历史上寻找笔名的影子，大抵古时所出现的别号，可算是笔名的发端。史梦兰《异号类编》云：“别号之兴，大抵始于周秦之际。瑰奇之士不得志于时，放浪形骸，兀傲自喜，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然而其人既有著述以自见，则闻于当时，传诸后世，其名虽晦，其号益彰，鬼谷、鹖冠之流，盖其着也。”据此可知“鬼谷子”和“鹖冠子”的别号，宛如后世文人的笔名了。王泉根《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云：“笔名是笔杆子发表文章时签署的别名。我国古代无‘笔名’之说，但有表字、别号、室名之类，其性质用途与笔名颇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古代文人的别号室名，如苏轼别号‘东坡居士’，王守仁因筑室故乡余姚阳明洞，人称‘王阳明’，于是两人就以‘苏东坡’与‘王阳明’行名于世，原名却反被世人生疏了。这种情况与现代作家因长期使用某一笔名，而原名反被世人淡忘是一样的。如鲁迅是周树人的笔名，巴金是李尧棠的笔名，曹禺是万家宝的笔名，张恨水是张心远的笔名。”文学作者使用笔名古已有之，便非什么新鲜事儿。在中国明清时代，小说为人轻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闲书，于是有些小说的撰者，为了顾及名声，就署笔名行世。例如明代章回体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其真实姓名，至今尚无考证。大概中国文人有之笔名，创始于“兰陵笑笑生”。南宋传略《绍兴正论》，作者署名“湘山樵夫”；明朝养生书籍《二六功课》，作者署名“石室道人”；清代艳情小说《平山冷燕》，作者署名“笔炼阁主人”；清末笔记杂著《壶天录》，作者署名“百一居士”；明朝小说《醉醒石》，作者署名“东鲁古狂生”；明清著作《谈往》，作者署名“花村看行侍者”等，诸如此类的署名型式，在古时不胜枚举。由于作者署名的种种原因，于是有许多作者的姓名都无从考证。清代文学家郑板桥，因羡慕明朝画家徐渭，自署其别号“徐青藤门下走狗”；元代画家王冕，别号有老村、饭牛翁、闲散大夫、竹冠草人、江南古客、梅花屋主、会稽山农、会稽外史等；清代石涛，原名朱若极，别号有原济、大涤子、瞎尊者、苦瓜和尚、清湘老人、清湘陈人等多个，乃是清朝画家中别号最多者。陈子善《我的笔名和笔名之我见》云：“但我认为发掘笔名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笔名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制约。因为许许多多笔名，已随著作家的缄口或离世而成为永久之谜。换言之，不少作家的一部分极有价值的作品，很可能由于其笔名无法考定而散佚，这实在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如果专门研究古今作者的笔名，那么肯定会形成别有一番学问的“笔名学”了。 中国古时虽无笔名之说，但有表字、室名、斋名、别号、堂号之类，其性质用途与当今笔名颇有相通之处。曾伯炎《笔名里的悲喜往事》云：“笔名，并非现代文人专利，我国传统文人早就使用。过去文人多以书斋之名命名，如什么斋主人、散人，女士还称什么楼女史，崇拜徐渭的郑板桥，还有笔名‘徐青藤门下走狗’。而国外作家，取笔名往往很随意，马克·吐温是笔名，源自水手抛锚时的呼喊。”古时文人雅士通常以斋室堂号称呼，例如明朝罗贯中别号江湖散人、清代高鹗别号红楼外史、明代冯梦龙称墨憨斋主人、清末梁启超称饮冰室主人、北宋苏轼号东坡居士和黄庭坚号山谷道人等，类似于今天作者的笔名。正如钟叔河《我的笔名·序》所云：“明清文人写作时，常用的室名和别号，如聊斋、玉茗堂、笑笑生、渔洋山人之类，其实就是蒲松龄、汤显祖他们的笔名，不过当时没那么叫罢了。”古时文人以别号或室名行世，例如明代文学家王守仁，因筑室于家乡余姚的阳明洞，后世人称为“王阳明”。北宋文学家苏轼，因别号为“东坡居士”，后世称之为“苏东坡”。于是以“王阳明”、“苏东坡”行名后世，原名王守仁、苏轼反而被世人疏略了。王泉根《笔名与网名》云：“其实字、号、笔名、斋名之类，都是农业社会的文化产物与符号。”现代作家也有此种类似的情况，有些人经常以某一笔名发表作品，伴随作品产生的广泛影响，反而真实姓名被人知道甚少。无名氏《闲谈作家笔名》云：“作家笔名一般以两个字、三个字的居多，如鲁迅先生曾有一百二十来个笔名，其中绝大部分是两个字的，有少量三个字或一个字的。笔者了解的中国现代名作家中，如沈雁冰笔名茅盾、李芾甘笔名巴金、舒庆春笔名老舍、蒋冰之笔名丁玲、赵平复笔名柔石、张光人笔名胡风、张乃莹笔名萧红，除茅盾的本名沈雁冰为大家所熟悉外，另外几位的本名几乎早就销声匿迹了。”在当今中国一些大作家中，如苏童、莫言、路遥、二月河等就是如此，知其真名童中贵、管漠业、王卫国、凌解放等的人，更是不多了。正如曾伯炎在其《笔名里的悲喜往事》里所云：“有些作家，人们忘其实名，就只知其笔名了，如今人只知曹禺，知他实名万家宝者已不多，而巴金知其真名李尧棠与李芾甘者，更少了。由笔名扩张的文名，竟掩盖了实名。”此话绝非虚言，例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鲁郭茅巴老曹”的真实姓名为周树人、郭开贞、沈雁冰、李尧棠、舒庆春和万家宝，知晓者更是少了。 钦鸿《鲁迅·黄裳·赵令仪》云：“笔名的层出不穷、灿若繁星，是中国现代文坛的一大奇观。正由于笔名之众多而复杂，其重合交错，乃是常见之现象。因此对笔名的辨别解析，须持审慎的态度，稍有武断，便容易张冠李戴，鲁鱼亥豕。”撰者给自己起笔名，方式方法众多，五花八门。或以名字不雅而改换，或以创作体例挂钩，或以性格特征，或以字词拼凑，或以编辑临时代拟，或以受心理变化来创造出新的笔名。笔名和作品同等重要，有时读者一睹作者笔名，便可知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作品的性质。同时由于自身认识与外界都在不断变化，心理也有变化，因而笔名也经常替换。董永胜《笔名的由来》云：“其实，笔名这种玩意，它的另一个滥觞的兴起，是通俗文学的发达，即小说、戏曲、俗谣、俳文大兴之际，作者拘于宗法道统限制之故，而各署别号，即笔名，而不肯用其真名。另一个缘故，由于历代统治阶级都以钳制言论自由为能事，有的人在政治方面不敢说的话，却拿到文学艺术里换个形式说出来。虽然说出来之后，并不能解决什么根本性的问题，但可以出一口郁闷的鸟气，而是又怕惹来‘文字狱’，所以一般不具真名，署上一个‘笔名’。目的还可能别有心思，诱人对其著述有一种‘神秘即贵’的心理；但到后来，这种传统真正地被文人雅士所独家拥有，也成了文化人炫耀的一种韵事，每每写文章或搞艺术，为了雅气起见，就给自己取个‘雅号’，用在文章或艺术上则叫‘笔名’或称‘艺名’。准确地说，它是近代文人知识分子，即那些所谓雅人们的专利。”中国现代作家，绝大多数使用过笔名，有些成十上百，有些仅用一个，有些以笔名行世，有些直署本名发文。作者使用笔名，主要是便于隐身、灵活、便捷地撰文发稿。第一、有利于避免引起的文字麻烦，以笔名便于发表不成熟的作品。第二、有利于学术争鸣，便于直抒己见。第三、作者尚不成熟，有助于稿件的采用或刊发。第四、撰者不求闻达，故意匿藏真名来默默地创作。刘继兴《钱钟书的笔名为何令人叫绝》云：“中华笔名文化源远流长，文人雅士大都喜欢用笔名。一来可隐匿真名（当然也可以藏拙），二来显得风雅。许多笔名起得煞费苦心，大有深意，值得玩味再三。”现代作家的笔名，十分丰富多彩。他们给自己起笔名时，经过深思熟虑，独辟蹊径。考察他们的笔名艺术，有利于了解他们的生平履历、思想情感和人生态度。中国文坛作家的笔名，来源五花八门，别有一番学问，多得不胜枚举。何况《作家的笔名》云：“看来作家的笔名远非简单之事，它们反映了一定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遇，是时代风云的写照之一，值得好好研究。”中国文坛作家所起的笔名，不仅反映了一定的个人遭遇和时代背景，而且是特殊时代的某些写照，故而值得我们仔细来探讨研究。 ## 个体型

鲁迅先生云：“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中国新文学作者取笔名，既易名又改姓，乃是一大创举，当代作家取笔名，更是革故鼎新。何况《作家的笔名》云：“新文学作家取笔名，不仅易名，而且改姓，则是古之所无的创新之举。如沈雁冰笔名茅盾、李芾甘笔名巴金、舒庆春笔名老舍、万家宝笔名曹禺、蒋冰之笔名丁玲、赵平复笔名柔石、张光人笔名胡风、张遒莹笔名萧红、许地山笔名落华生等。都是既改姓又易名，别开生面。”作者所起的笔名不拘一格，不同人的笔名，有着不同的来历。刘俊《思想笔名》云：“一般来讲，每个笔名的背后都会有一个故事。有的怀念一段历史，有的记录一种感情，有的为了免遭文祸，有的则要吸引眼球。”作者的笔名或谐音、易字、化用、倒装、拆字等，真是五花八门。无名氏《闲谈作家笔名》云：“作家的笔名，除有时为了斗争和工作的急需，信手掇拾，并无深意外，一般都寄寓著作者的意志、理想和希望。好的笔名，都有自己的特点，或明快简捷，或激越响亮，或深邃含蓄。那种字数虽多而涵义浅陋、陈迂的笔名，虽然偶尔出现于文坛，然而究竟步尘者寡。”作者的笔名，有些是姓名式，有些是非姓名式；有的独辟新径，实在让人耐人寻味。满江红《关于笔名》云：“笔名能折射一个人的理想志趣，也是作者个性和文风的象征，因而笔名在文学星空里，就更显得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中国文坛笔名的种类丰富多彩，作家的笔名型式多样，可以说在世界文坛的笔名领域是蔚为大观了。 爱情相思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由作者对自己意中人的爱慕眷恋所起而得名。例如著名武侠小说家古龙，原名熊耀华，原籍江西省。据古龙好友台湾散文家林清玄所讲，古龙在台湾淡水大学读书时，班里有位古龙心爱的女生叫“古凤”。由于古龙追求落空，于是后来起名“古龙”，寄寓“龙凤相依”之意。另据他人考证，笔名“古龙”一词，出自唐代诗鬼李贺的七言诗歌《湘妃》诗句“凉夜波间吟古龙”。因李贺被称为“诗鬼”，古龙也有“鬼才”之称，大概如此是了。著名作家黄裳，原名容鼎昌。由于见了同窗黄宗江之妹“甜姐儿”黄宗英后，在回家的遥远路途上，脑子里反复想着自己心爱的黄宗英，后来因追求黄宗英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就坚持一生做“黄宗英的衣裳”之义，故改笔名为“黄裳”。据黄永厚先生回忆云：“黄裳原来叫容什么，年轻时追求被称为‘甜姐儿’的黄宗英。容某某当时虽然名气大，黄宗英却看不上那个书呆子。失意的容某某并不介意，为明志反而改名叫‘黄裳’，取自陶渊明的《闲情赋》。这个名字在他成为大名家后淹没了本名，黄裳却不以为意，一生坚持。容某某之妻极像黄宗英，外貌如此相象的人也竟然被他找着了。”据黄宗江所云：“我下海卖艺，他初赠我艺名‘黄裳’。我以其过于辉煌，未敢加身于登台之际，他便自己用笔名登场。”吴承惠的笔名“陈思”，据其在《笔名琐忆》里所云：“‘陈思’者，‘思陈’也。我也时常想念一个也是失去了的姓陈的女朋友，如此而已。”柯蓝，原名唐一正。由于爱慕南洋华侨富商之女柯蓝，后因柯蓝在掩护伤病员转移时牺牲，于是唐一正改名为“柯蓝”，以表爱慕自己心爱的女朋友。吴桂玲《战争与作家的笔名》云：“1939年，唐一正向组织正式申请改名为“柯蓝”，以表达他对她纯真的爱。”著名作家吴强，原名汪大同。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吴强代表作《红日》，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杰作。作家本名汪六滨。笔名本是‘吴蔷’，取这个名字是为了怀念两个好友，这两个朋友一个姓‘吴’，一个名‘蔷’。后来因为‘吴蔷’常被人误解为女性，1945年起改用‘吴强’。” 拆字衍化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将自己或他人的姓名拆开，然后相组合并衍化而得名。例如台湾武侠小说家东方玉，原名陈瑜，浙江省余姚县人。据他自述云：“陈”字分开来看右边是一个“东”字，左边则有点像“方”，再取“瑜”和“玉”字的谐音，然后相组合而得名。著名作家叶兆言，据其在《名与身随》里所云：“我的名字只不过是爱情的产物，父亲给我取名的时候，采取拆字小说的伎俩。我的母亲姓姚，姚的一半里面有个‘兆’；父亲名至诚，繁体字的‘诚’有一个‘言’字旁。父亲和母亲拿自己的名字开刀动手术，一人给了半个字，便有了如今的‘叶兆言’。”著名戏剧家曹禺，原名万家宝，北京市人。他将其姓“万”的繁体字“萬”，拆成“草”和“禺”字。因“草”与“曹”字谐音，故衍化为“曹禺”。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原名查良镛，浙江省海宁市人。他将自己的名“鏞”字一分为二，作“金”和“庸”字，故“金庸”因而得名。老舍，原名舒庆春，北京人。他将自己的姓“舒”字，分为“舍”和“予”两字：“舍”即“舍弃”，“予”即“我”。故而笔名老舍，含有“舍弃自我”，亦即“忘我”之意。老舍是他于1926年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时首次使用的笔名，乃是在“舍予”的前面添加“老”字，在后面去掉“予”字故而得名。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老舍本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作家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大都生活在北京的老房舍中，但作者通过审视现当代社会变革过程中小市民的命运、思想与心理，老是舍弃旧的东西。这就是‘老舍（Shè）’中的人‘老舍（shě）’。”又云：“曹禺（万家宝），曹禺取自本姓万的繁体‘萬’（万），拆开便是‘草禺’，‘草’字不取，取‘曹’，故名‘曹禺’。老舍（舒庆春），老舍拆自本姓‘舒’，其字‘舍予’亦拆自姓氏。金庸（查良镛），‘金庸’是拆最后一个‘鏞’字而来的。”钱亮星《说名道姓·鲁迅有128个名字——笔名谈》云：“曹禺原名万家宝，其姓‘万’字繁写为‘萬’，曹禺取其草头之谐音‘曹’为姓，草头下面的‘禺’为名，用拆字联合谐音法得了曹禺这一笔名。老舍原本叫舒庆春，字舍予，他取其姓之半，字之半即‘舍’字，加上一个通常的称谓‘老’而得一笔名。”王泉根《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云：“也有的是用拆字法衍化出笔名，如曹禺原名万家宝，将姓氏‘萬’拆为‘草’（谐音为‘曹’）与‘禺’两部分，化出‘曹禺’。安危原名王寄云，将‘王’姓拆为两半，衍化出另一个笔名‘于一’，又有‘于恋一’。绀弩姓聶，有三个‘耳’字，于是化出笔名‘耳耶（仍是三个‘耳’）’。由‘耳耶’又谐音为‘二鸦’，他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杂文集叫《二鸦杂文》。” 错误讹化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由于编者或他人的不注意，将本来作者的名字误作笔名所致，于是作者将错就错，故以错名行世。例如武侠小说家于东楼，原名于志宏。因写稿时住在公寓最东边，完稿时在文末注明“于东楼”，即“写于东楼”之意。然而出版社不明真相，以为是笔名是了。作家艾芜，原名汤道耕。据毛文和黄莉如编写的《艾芜年谱》里云：“本名汤道耕，艾芜是常用笔名。曾以‘爱吾’为名，这是受了胡适的影响，认为社会是大我，要爱大我，先爱小我，小我好了，大我才我。后来觉得这名字容易引人误会，遂改为‘艾芜’。”诗人闻一多，原名闻亦多。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闻一多，原名闻亦多，字家骅。‘闻’既可以是动词‘听见’和名词‘新闻’，也可以是姓氏。改‘亦’为变调后同音的‘一’，笔名的意思是‘听见一条新闻也显多’。一字之变，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林徽因，原名林徽音。梁从诫《空谷回音》云：“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典出《诗经·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又云：“她早年作品署名都是‘徽音’，直到一九三五年，因为总是被人和一个毫不相干的男作家‘林薇音’搞混，才在一气之下改名‘徽因’。”曹珊《闲话作家笔名》云：“学界常把这二人搞混，或者只以为当做同一人来对待，其实不然，他们不仅有男女之别，京海之分，甚至连男作家林微音的名字都会被弄错。”正如许道明所云：“北平的女性林徽因，终于担心上海的男性林微音，辱没她的优雅和清名，下了狠心，甘冒‘不孝’的罪名，把自己的名字，在公开出版物上，易为‘林徽因’”。 倒装谐音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将自己原名，进行倒装或谐音，再重新组合而得名。例如学者高信，原名李高信。这是直接将原名的姓氏省略，所得笔名的典型事例。平路，原名路平。这是直接将原名进行倒装，所得笔名的典型事例。宋漱流，原名刘绶松。因“刘绶松”的颠倒为“松绶刘”，故与“宋漱流”的谐音而得名。武侠小说家雪雁，原名薛东正，祖籍山东省人。其笔名的“雪”字，与姓“薛”谐音；“雁”字喻当时渡海来台暂留，有北返之想。学者杨静远，曾有笔名为“苑青”，据其在《我的笔名》里所云：“因为不想露面，我用了一个笔名‘苑青’，就是‘静远’颠倒过来的谐音。”学者易难，原名周翼南，湖北省武汉市人。据其在《吾名“易难”》里所云：“‘文革’中，不能著文，以作画为乐，随手取了个画名‘易难’。不料竟延用至今，成了我的笔名了。取名‘易难’，主要是与我本名谐音，‘易难’即‘翼南’也。”编辑人周实曾用笔名“洲石”，据其在《我的笔名》里所云：“洲石很明显，一是与我的本名谐音，二是表示自己渺小，只是那条湘江河中橘子洲上的一块石头。”著名作家夏衍，原名沈乃熙。据龚明德在其《中国现代文学家传世笔名集释·夏衍》里所云：“‘夏衍’这一笔名，源自自己的生父的字。夏衍的父亲虽然是一个家居行医的落地秀才（且在四十八岁就因患病不行趣事），但却取用了高洁优美的名和字——名‘学诗’，字‘雅言’。‘夏衍’即由‘雅言’变而来之。”王泉根《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云：“作家的笔名形形色色，不拘一格，有不少笔名是在文字结构或读音上做文章，独辟新径，耐人寻味。有的是依据原名谐音取作笔名，如徐茂荣（原名）——徐懋庸，严文锦——严文井，陈光美——陈荒煤，何其芳——和其放、何启放，叶鼎彝——丁易，吴组缃——吴祖湘、吴祖襄，童天鉴——田间，吴席儒——吴奚如。有的是将原名省略一字，如萧秉乾——萧乾，吴春晗——吴晗，孙怀谦——孙谦，何孝达——何达。有的将原名颠倒，然后谐音。如刘绶松，笔名宋漱流，即刘绶松之颠倒‘松绶刘’的谐音。文淑阳是杨述的笔名，翻过去就是阳淑文（杨述之文）。” 改名显志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将原名进行更改，以显示自己的志趣，然后相组合而得名。例如学者冀汸，原名陈性忠，祖籍河北省天门县人。据其在《我的笔名》里所云：“寄稿的时候想起用笔名，家里恰好有一本字帖，上面有个名字‘启汸’，我便用了它。后来觉得‘启’不是姓（其实也是‘姓’，不过那是没有这点常识），就改‘启’为‘冀’，沿用至今。”高士其，原名高仕錤。他一九三〇年他从美国回来，所见国家满目疮痍而深恶痛绝。于是表达自己的志向：“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遂以“高士其”行世，以更显示自己的情怀合志向。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高士其原名高仕錤，是著名科普作家。1930年高仕錤自美国回国，国家满目疮痍，他为此痛心疾首。改名高士其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志向：‘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高士其’后来成了他的正式用名。”学者龚明德《中国现代文学家传世笔名集释·高士其》云：“高士其的原名高仕錤，他是我国著名的科普作家、诗人和科学家，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建省福州市）。”又云：“一九三〇年，高士其回国后，目睹南京中央医院内国民党官僚的贪污、堕落，他耻于同这些人在一起，便愤然辞去检验科主任的职务，同时更改名字中‘仕錤’为‘士其’，以示与国民党的这些恶习决裂。” 故乡纪念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以家乡的某些物象来起名，以表示对故乡的怀念而得名。例如作家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辽宁省昌图县人。据他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致龚明德的信中自述云：“我是东北人，东北把高粱叫作‘红粱’，就如高粱长高时，高粱地就被成为‘青纱帐’一样，都是老百姓叫惯了的。为了纪念家乡，我也取名‘红粱’。后来就饿得‘红粱’不像名字，应该加个姓在前面。当时有的部门相似的太多，我便找个冷僻的姓，找到‘端木’，我也知道它是子宫的姓。”他是东北人，东北把高粱叫作“红粮”，他为了纪念家乡，取名“红粮”。当时处于白色恐怖的时代，将“红粱”的谐音改为“蕻良”，复姓“端木”和“蕻良”相组合而得名。吴桂玲《战争与作家的笔名》云：“曹京平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国民党迫害，在写完小说之后，突发奇想，决定给自己起个既不被人猜疑，又让人难以模仿的名字。于是用了‘端木’这个复姓，又把他印象很深的东北红高粱中的‘红粱’移作名字。这样他的名字就成了‘端木红粱’。可是，他当时身处白色恐怖之中，公开使用‘红’字，很容易招来嫌疑。所以他灵机一动，就将‘端木红粱’中的‘红’字改为‘蕻’了。但是‘端木红粱’又不像人名，就又把‘粱’改作了‘良’。这样‘端木蕻良’就成了曹京平的笔名。”。无名氏《闲谈作家笔名》云：“如曹京平的笔名端木蕻良，茅盾的另一笔名东方未明，巴金的另一笔名欧阳镜蓉等，都是如此。使人看了很容易当作是真实姓名，特别是端木蕻良，他的本名曹京平，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呢？”学者乐文，原名朱金顺，河北省乐亭县人。据其在《杂说我的笔名》里所云：“先说为什么用者两个字，用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我从小爱乱写点什么，‘乐文’就是‘乐意写文章’吧。二是我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一个小乡村里，十岁来北京，后来读中文系，又在母校教中文，算是一个文人。乐文者，乐亭县的一个文人。用此笔名，表示不忘桑梓了。” 籍贯母姓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用作者自己出生地或母亲的姓氏来起名，以表示对故乡或母亲的敬爱。例如台湾学者杏林子，原名刘侠，原籍陕西省扶风县人。由于出生于陕西省扶风县杏林镇人，又因从小长年患有风湿性关节炎，感谢医疗人员照料，然而医学界又称为杏林，于是“杏林子”故而得名。学者文洁若的曾用笔名“万兰”，据其在《我的笔名》里所云：“我母亲叫万佩兰，抽调‘佩’字，‘万兰’车鞥了我的另一个笔名。”又附云：“至于‘万兰’，是纪念我母亲的，她叫‘万佩兰’，去掉‘佩’字，就成了‘万兰’。”学者来新夏常用的笔名“周南”，据其在《说说我的笔名》里所云：“我选用这个笔名是仿效鲁迅的‘鲁’与外婆家有关。而我的姓则用母亲的‘周’姓，‘南’是我在南开大学工作，所以联成‘周南’这个笔名。”漫画家方成，原名孙顺潮，广东省中山市人。据其在《笔名小记》里所云：“我原名孙顺潮，那时用繁体字，笔画太多，写来麻烦，也不好看，就改用‘方成’。因为我的母亲姓方，‘方’字笔画少，又是娘家姓，很合适。‘成’字是我多次试用后选来的原想用‘方平’，也试过别的字，都不如‘成’字好写，写出也觉得有点‘帅’（奔放之意），一直用到现在。”学者屠岸，原名蒋厚璧，江苏省常州市人。据其在《笔名随忆》里所云：“我最敬佩的作家是鲁迅，我知道这是周树人的笔名。他的母亲姓鲁，鲁迅的‘鲁’由此而来。我仿效鲁迅，也想用母亲的姓做自己笔名的姓。我母亲姓屠，屠氏是江苏常州的诗书之家。我该叫屠什么呢？查《词源》的‘屠’字条，屠户、屠宰、屠门、屠肆、屠贩……都不行。屠苏，草名兼酒名，王安石《元日》曰：‘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屠苏可以作为选项，但我从不饮酒。忽见‘屠岸’，解释是：‘复姓。晋有屠岸贾，见《史记》。’屠岸贾何许人也？我没有去查《史记》，更没有读过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不知道屠岸贾是古代晋国的一个大奸臣。我看中的是这个‘岸’字，表示我对反动派的‘傲岸’态度。这样我就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屠岸。姓屠名岸，不是复姓，就这么定了。”鲁迅，原名周树人。浙江省绍兴市人，中国现代文坛巨匠。他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所署笔名为“鲁迅”。据许寿堂《鲁迅年谱》里云：“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又云：“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据鲁迅在其《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著者自叙传略》里所云：“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又《备考：自传》里云：“鲁迅，以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之绍兴城内姓周的一个大家族里。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鲁迅好友许寿裳曾于一九二〇年底，当面向鲁迅问过“鲁迅”这一笔名的寓意。鲁迅的答复是：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鲁迅的“鲁”字，乃是他母亲之姓，他在自己小说中常提到的“鲁镇”，就是他母亲的老家。鲁迅的“迅”字，乃是他的小名，所以在他的小说里也出现过“迅哥儿”一词。可最近又有人发现了第三种解释，认为“迅”字，古义为狼。据《尔雅？释兽》云：“狼子绝有力者，曰‘迅’。”据此引申出来，“鲁迅”乃是狼的一个勇敢有力的儿子。持此说法的是历史学家侯外庐，他认为鲁迅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的小说代表作《狂人日记》就是抨击封建社会“吃人”制度的礼教，鲁迅取用这两个字为名，正是鲜明表示他甘以“狼子”自居，与封建社会制度彻底决裂之心声。据说侯外庐的这种解释，曾向鲁迅夫人许广平提起过，许广平连连称谢，表示首肯。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周树人不仅自己如父母所愿‘成长为一个人、培养青年人成人’，而且希望自己如‘隼’一样生活、战斗，搏击人生，所以1918年在《新青年》第4卷5月号上刊登《狂人日记》时以‘鲁迅’为笔名。‘隼’、‘迅’音近。另有一说：‘他是这样解释自己的笔名的：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的意思。’” 纪念抒怀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为纪念某种事物或抒发思想情感来取名。例如学者李高信曾用笔名“李尚兰”，据其在《笔名往事》里所云：“‘尚兰’是商南县的谐音，此前几年，我曾流寓那里，有过难得的两年悠闲日子，借此名以志怀恋之意。”著名文学家巴金，原名李尧棠。他曾坦率地自述云：“我因身体不好，听从医生的劝告，又得到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的介绍，到玛伦河畔的小城沙多吉里去休养，顺便在沙城中学念法文。在这个地方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朋友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因他而联想起来的。‘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见我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了‘金’。”后来巴金于1985年回答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编辑时，他自己表示云：“1928年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学写完了《灭亡》，想取个笔名，刚好当时的中国同学‘巴恩波’投水自杀了，为了纪念他，我便取了‘巴’字。而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我就取了一个‘金’字，合成‘巴金’的笔名。”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另有一说：巴老曾在《谈灭亡》一文中，介绍过这一笔名的来历：‘巴’来之于一个叫‘巴恩波’的同学，巴老曾因他投水自杀而十分痛苦；‘金’是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帮忙取的。巴老当时想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这位同学便半开玩笑地说了个‘金’字。”又云：“李尧棠痛恨四川成都那个旧式的压抑人性的封建制家庭，但当他远离巴蜀之地以后，故乡却总是梦牵魂萦，像金子一样永远闪着光芒，吸引着自己，也可以说自己想念故乡之心、热爱故乡之心像金子一样永远闪闪发光。古代巴国、蜀国都在今四川省境内，所以，‘巴’一字双关，既是姓，也指‘巴’、‘蜀’之地。‘巴金’也有人认为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二名的缩略语，但只要我们读一读激流三部曲等长篇小说和《爱尔克的灯光》这样的短文，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作者对故乡深深的恋情。”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俞清禾，原名龚明德，湖北省南漳县人。据其在《谈我笔名》里所云：“‘俞清禾’是有点‘掌故’的。‘俞’代表代表农村叫‘大榆树铺’的一个村庄，‘清’就是我的故乡‘清泉人民公社’，‘禾’代指农村。老家在‘大榆树铺’村的一位友人，曾经全身心料过几年我的生活起居；为了表示一份纪念，故起用了此笔名。” 寄寓志趣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寄托着自己的某种志向情趣来取名。例如著名作家三毛，原名陈平。据说当时她生活十分贫困，写作时只剩下三毛钱故名，或谓慕名《三毛流浪记》得名。著名作家柯岩，原名冯恺。据其对笔名自述云：“中国古人把绿绿的小苗称之为‘柯’；‘岩’就是大大的坚硬的岩石。岩石上是很难长出树来的，因此凡是能在岩石上成活的树，它的根须必须透过岩石的缝隙寻找泥土，把根深深的扎入大地，它的生命力必将加倍的顽强。”又云：“我取它做我的笔名，因为我知道写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决心终生扎根大地，终生奋力的攀登，从而使我的作品能像岩石中的小树那样富有生命力。”著名作家孙犁，原名孙树勋。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孙树勋没有如父母所希望的那样‘树立个人的功勋’，而是希望自己像一张犁一样深深地扎进土壤，通过犁地来发现其中无尽的宝藏。《山地回忆》、《荷花淀》、《嘱咐》等作品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著名翻译家乌兰汉，原名高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据其在《笔名的故事》里所云：“‘乌兰汉’是蒙语。那时我长得瘦小，体质柔弱，很想像蒙族人那样骠悍、粗犷、高达。另外‘乌兰’是红色的意思，‘汉’是中国人的意思。我起了这么一个笔名，是想当一个红色的中国人。” 慕名显志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仰慕某种人的志趣来取名。例如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原名陈文统，原籍广西蒙山县人。因仰慕武侠小说家梁茹静和白羽，自称是两人的学生得名。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诸葛青云，原名张建新，祖籍山西省解县人。盖有以“青云直上”之诸葛，压倒“卧龙复生”之义。因他偶见卧龙生成名甚易，故而得名。著名作家苏北，原名陈立新，安徽天长人。因仰慕江苏省高邮市人汪曾祺，故以地域得名。巴人，原名王任叔，因慕名鲁迅的曾用笔名“巴人”而得名。钦鸿《鲁迅·黄裳·赵令仪》云：“由于仰慕前辈名流而沿用其笔名，这在现代文坛不乏其例。如小说家王任叔有一个著名的笔名‘巴人’，就是鲁迅曾经用过的。黄裳袭用鲁迅的笔名‘赵令仪’也是一样，都不失为文坛的佳话。”无名氏《奇妙的“巧合”》云：“鲁迅在《晨报附镌》上发表小说《阿Q正传》时，曾用过一个笔名叫‘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之意。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年，王任叔出于景仰鲁迅，立志继承鲁迅的战斗传统，借用鲁迅这一笔名，作为自己的笔名。这个笔名一出现，就遭到当时上海反动文人的咒骂，他们在‘巴人’前冠以王任叔的本姓，把‘巴人’写作‘王巴人’。四十年代王任叔到南洋，也常用‘巴人’的笔名发表文章，竟有人写信质问其为何剽窃鲁迅的笔名来使用。王任叔不因为被这些人指责、诅咒而停止使用这个笔名，反而成为他一生中用得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笔名。解放后摒弃了以往所用的一百多个笔名，干脆就用‘巴人’作为自己唯一的笔名一直延用着。可以想见，他对鲁迅爱戴之深。”著名学者鲲西，原名王勉，福建省长乐市人。据其在《关于我的笔名及其他》里所云：“‘鲲西’笔名的由来，是由于多年前读《牛津莎士比亚评论选》中，德·昆西《论<麦克白>剧中的敲门声》一文而得。德·昆西的灵心妙解令我非常佩服，我以为批评文学应融合着作者的感知过程。德·昆西揭示《麦克白》中在血案完成之后，半夜敲门声所产生的惊怖效果令读者如临其境。以‘妙笔生花’形容他的过人的敏锐的感知力殆不为过，读后叹为观止矣。这就是我因深喜此文，因以‘鲲西’作为笔名的由来。” 拼音字母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利用原名的译音，或外文读音汉化缩写来起新的笔名。例如著名作家周立波，原名周绍仪。学者龚明德《中国现代文学家传世笔名集释·周立波》云：“为了表达这样一种献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坚强决心，他把英语Liberty（解放、自由）一词的主要音节的读音‘立波’，作为自己终生使用的笔名。”鲁迅的笔名R·S，茅盾的笔名M·D，朱自清的笔名P·S，郑振铎的笔名C·T，陈独秀的笔名C·C生，冯乃超的笔名N·C。郭沫若的笔名“爱牟”，系英语“I”的读音；笔名“麦克昂”，是“maker”的读音。钱亮星《说名道姓·鲁迅有128个名字——笔名谈》云：“现代著名作家，大都留过学，于外文之道亦颇精通，这在笔名中也有反映。如陈独秀有笔名‘C·C 生’、朱自清有‘P·S’、茅盾有‘M·D’、郭沫若还有笔名‘爱尔昂’，皆为笔名的洋化形态。”王泉根《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云：“现代文坛还有不少用外文写的笔名，有的是作家名号译音的缩写，也有的别有含义。如鲁迅的R?S，茅盾的M?D，朱自清的P?S，郑振铎的C?T，陈独秀的C?C生，冯乃超的N?C等。有的笔名是外文的读音汉写，如郭沫若的笔名‘爱牟’，系英语‘I’（我）的读音，‘麦克昂’是‘maker’（作者）的读音。” 其它综合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综合多种方式来起名，有些保留了作者原来姓名的某个字词。例如梁战的笔名“都梁”之“梁”字，郭沫若的原名“郭开贞”之“郭”字，两者都保留姓氏。学者谷林，原名劳祖德，浙江省鄞县人；著名作家苏童，原名童忠贵，江苏省苏州市人；著名作家梁斌，原名梁维周。何况《作家的笔名》云：“谷林本名劳祖德，他用笔名是因为不喜欢父亲加给他的名字；苏童本名童忠贵，他用笔名是因为本名‘听起来像某镇某街童家铺子老板的长子’；纪申本名李济生，他‘首次试笔，有些儿胆怯，怕露真馅’，于是用了笔名；梁斌本名梁维周，他1933年参加北平左翼作家联盟后发表文章署笔名，是因为‘当时在白色恐怖之下，怕敌人以文章的内容追捕’；沙白本名理陶，他开始写作是在敌伪统治的沦陷区，因为怕引起敌伪特务的注意，只能不断更换笔名，三年时间他在《诗歌线》上共发表26首诗，用了14个笔名；蓝英年1958年第一次投稿署笔名，‘是担心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高潮，我不跟着大家跃进，却写厚古薄今的小文，同事知道了一定汇报，领导知道了一定批判’；韦泱本名王伟强，他用笔名，‘是觉得本名似乎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留着那个特殊年代的印痕’，看着不爽；钟叔河当年编《走向世界丛书》，每种书前的叙论都出自他一人之手，却因为出版社‘向来不赞成编辑搭车发表文章’，不得不署上各种笔名，有‘谷及世’（古籍室）、‘何守中’（倒读钟叔河）、‘金又可’（钟叔河一半）等等，……” 人生寄寓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寄托着自己的某种人生理想来取名。例如著名武侠小说家云中岳，原名蒋林，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他的笔名取“云中山岳隐约飘缈”之意，代表其洒脱无着的人生观。自由撰稿人王进文，曾用笔名“方晴”，据其在《我的笔名》里所云：“当时我在大学学医，不愿别人知道，父亲遂给起名‘方晴’——‘方’是我的小名，‘晴’则暗喻当时的政治形势。”著名漫画家马得，原名高马得，祖籍江苏省南京市人。据其在《我的笔名》里所云：“我马年出生于江西赣州，母亲李绣也属马，就给取名‘马得’，‘马年得子’的意思。”学者吴昕孺，原名吴新宇，湖南省长沙市人。据其在《我的笔名》里所云：“这几年，便寻思着取一个笔名。二〇〇一年，经过深思熟虑，正式启用笔名‘昕孺’。这个笔名有两点好，一是用长沙话读，‘昕孺’与‘新宇’谐音；即使用普通话读，也差不到哪里去，只不过多弯一舌头而已。二是，‘昕’和‘孺’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字，‘昕’的意思是‘太阳将要升起的时候’，‘孺’是指小孩子，稚子。所以，‘昕孺’放在一起给人的感觉就是充满着朝气和希望。‘孺子可教也’，我期待自己是这样一位可教的孺子，故以此自勉。”革命家刘师培，笔名“激烈派第一人”。王泉根《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云：“曾在辛亥革命后佐助袁世凯行帝制的刘师培，早先却‘左’得出奇，他字申叔，取笔名叫‘激烈派第一人’，意思是宇宙之大，唯他最‘左’，最革命。他在1907年流亡日本时，曾设计过一个实行极端平均主义的社会方案，他设想不仅土地、生产资料、产品和财富等统统公有，而且‘人人衣食居处均一律’，穿一样的服装，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但后来，这位最‘激烈’的人却由‘左’转向了右，竟然拥护起帝制来了。‘激烈派第一人’，透过这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笔名，不正可以看到刘师培复杂性格的另一面吗？” 思想情感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寄托着自己的某种思想情感来取名。例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原名沈雁冰，浙江省桐乡市人。一九二七年八月，他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只能笔名发表作品，写完小说《幻灭》后，他当时思想处在一个苦闷痛苦的矛盾中，并署名“矛盾”，寄稿《小说月报》。叶圣陶认为直书“矛盾”二字欠佳，唯恐引起国民党注意惹来麻烦，于是“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头，因而所得笔名。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宾、雁冰，‘茅盾’是他发表小说《蚀》时的笔名，表达当代青年在时代冲突中的激情和困惑。‘矛盾’的‘矛’加上草头就表示姓氏，所以，‘茅盾’即‘矛盾’。”又云：“ 1927年8月，茅盾遭蒋介石政府通缉，不能用真名发表作品，在完成《幻灭》的写作后，署名‘矛盾’投寄《小说月报》。取‘矛盾’这个名字，是因为看到了生活中和思想上的很多矛盾。代《小说月报》编务的叶圣陶先生觉得‘矛盾’二字一看便是假名，怕引起政府注意惹出麻烦，便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头。”著名散文家秦牧，原名林觉夫，广东省人。 秦借指国民政府，牧喻指田园风光。寄寓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田园般的美好生活。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秦牧，秦牧以散文名世，《艺海拾贝》已成了经典作品。他本名林觉夫，1941年后始用‘秦牧’发表文章。取‘秦牧’为名，意在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推翻‘秦’即国民党政权，建设田园牧歌式的和平生活。” 他人赐名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由他人根据某种需要赐给作者所得名。例如台湾武侠小说家司马紫烟，原名张祖传，安徽人。先前为诸葛青云代撰武侠小说《江湖夜雨十年灯》，该小说转载于香港《明报》时，著名武侠作家金庸刊登时易名为“司马紫烟”。后来诸葛青云将“司马紫烟”，转赠张祖传得名。台湾知名武侠小说家独孤红，原名李炳坤，河南省开封市人。1965年诸葛青云撰《血掌龙幡》第一集后，即交李炳坤代笔续完，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因而赠以“独孤红”为笔名，祝贺李炳坤要一炮而红，旗开得胜。或有诸葛青云所云：“有一次写武侠的朋友聚在一起，诸葛青云开玩笑说：‘独孤红就是只有你一个人红，你的笔名干脆叫独孤红好了。’我觉得这名字蛮有意思的，所以后就叫‘独孤红’了。”后来独孤红也曾半开玩笑地云：“当我红的时候，武侠小说的辉煌岁月已经到了末期，整个武侠市场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学者柳苏，原名罗承勋，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据其在《石发、丝韦到柳苏》里所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我有有了个新的笔名：柳苏。‘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这不是我自取的名字，是我妻子替我取的。这不是自比柳、苏，十分狂妄，只因柳宗元、苏东坡都是受过贬谪之人，和我在北京十年的遭遇有些相似，这就合‘柳苏’一家这个笔名，也很可喜。” 同名运用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多个作者不约而同地用一个相同的名字。例如笔名佩韦，鲁迅、茅盾、宋云彬三位作家都用过的笔名。无名氏在其《奇妙的“巧合”》里所云：“要说最有趣的是三个作家，同时都用一个相同的笔名。这就是鲁迅、茅盾、宋云彬三位作家，同在三十年代，都用过‘佩韦’这个笔名。‘佩韦’的典故，出于《韩非子》，其《观行》篇云：‘西门豹性急，故佩韦以自缓。’本意是说，西门豹性子急，所以经常佩带柔韧的牛皮，以提醒自己遇事冷静、不可急躁。大约鲁迅、茅盾、宋云彬，这三位浙籍作家，都很欣赏这个典故，都拿来作为自己的笔名，以勉励自己一把。”又云：“在文坛上，除鲁迅与郭沫若、鲁迅与王任叔用过同一别号、笔名外，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据笔者所知，沈雁冰和董秋芳都用过‘冬芬’的笔名。还有陈独秀和沈雁冰都用过‘仲子’这个笔名。陈独秀用‘仲子’，是由陈字‘仲甫”演化而来；沈雁冰用‘仲子’，是因沈雁冰曾用过的笔名‘仲方’，由此演化而来。另外，楼适夷和李辉英都用过‘林莽’的笔名，前者用于三十年代的上海，后者用于五十年代的香港。” 乡情思念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对自己家乡的思恋来取名。例如中国现代著名文豪郭沫苦，原名郭开贞，四川省乐山市人。郭沫若的“沫若”二字，乃是他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和若水之合称。沫水系大渡河的古称，若水系青衣江的古称，两者相组合故名，寄寓对自己故乡的眷念情怀。钱亮星《说名道姓·鲁迅有128个名字——笔名谈》云：“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卷，触目之处，鼎鼎大名的茅盾、郭沫若、巴金、曹禺、沈从文等无一不是笔名。郭沫若原本叫郭开贞，故乡在四川乐山县境内，大渡河、雅砻江横穿乐山，两河古名若水、沫水，郭沫若为抒思乡之幽情，乃取此笔名以纪之。”陈望道系浙江义乌人，笔名为“一个义乌人”；章太炎系浙江余杭人，笔名为“余杭先生”；蔡元培系浙江会稽人，笔名为“会稽山人”； 王任叔系浙江奉化人，笔名为“剡川野客”。王泉根《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云：“有一类笔名是作家寄寓乡情乡思的产物，如郭沫苦之‘沫若’，但这还要转一个弯，读者才能明白。有些作家干脆就用故乡地名取作笔名，如陈望道系浙江义乌人，他有一个笔名叫‘一个义乌人’。又如章太炎之‘余杭先生’，蔡元培之‘会稽山人’，巴人之‘剡川野客’（巴人系浙江奉化人，奉化有剡溪）。” 谐音易字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将作者的姓名谐音易字来取名。例如武侠小说家秦红，原名黄振芳，台湾彰化人。笔名“秦红”系台语谐音，意为“很红”。李德胜，毛泽东的化名。伊伊秋水《关于笔名》云：“1947年革命抗战时期，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时曾用化名‘李德胜’。就意味着今天放弃延安，将来要解放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守延安失延安，离延安有延安。李德胜，是‘离得胜’的谐音。”著名学者纪申，原名李济生，四川省成都市人。据其在《笔名小忆》里所云：“‘纪申’既是本名‘济生’的谐音，兼含纪念申城之意，如此而已。”著名学者吴劳，原名吴吉甫，学名国祺，江苏省苏州市人。据其在《我的笔名》里所云：“我觉得‘国祺’两字，一个四四方方，一个左右开弓，写不好看，并且姓吴而以国字排行的实在太多。想到在外训班时和王常根，根据北方习惯，彼此戏称为‘王老’和‘吴老’，才以谐音的‘吴劳’为笔名，一直沿用至今。”著名作家严文井，原名严文锦，湖北省人。由于用方言读前鼻音“锦”与后鼻音“井”不分，常误读为“严文井”，于是他的友人删繁就简就称呼而得名。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严文井，儿童文学作家，他原名严文锦。严文井是湖北人，普通话里前鼻音的‘锦’和后鼻音的‘井’，用他的家乡话读起来没有分别，‘严文锦’常被读成‘严文井’，他的一批文友索性删繁就简写成‘严文井’，后来他本人也接受了这个带有家乡色彩的名字。”著名作家杨沫，原名杨君茉。她自小喜爱茉莉花，并与三妹白杨商议，两人遂取名为杨君茉和杨君莉。后谐音成“杨君默”，省其“君”字作“杨默”。因“默”字与己的性格不相符，故依谐音改作“杨沫”，寄寓自己情愿做革命海洋中细微的飞沫。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杨沫《青春之歌》的作者，原名杨成业。杨沫自小喜爱茉莉花，她曾跟三妹白杨商量，两人按排行分别取名杨君茉、杨君莉。后据谐音写成‘杨君默’，又舍‘君’字写成‘杨默’。但她总觉得‘默’字和自己的爽朗性格不合，再据谐音改为‘杨沫’，意思是愿做革命海洋中的细细飞沫。”著名诗人艾青，原名蒋海澄，浙江省人。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蒋海澄，‘海澄’的方音与‘艾青’谐音，所以，‘艾’不仅保持了方音，而且有姓氏和植物名双重含义，‘艾’、‘青’一语双关。”又云：“邓拓是福建闽侯人，当地方言中声母n和l不分，‘兰’可以读为‘南’，作者为了纪念抗日战争期间生活过的晋察冀边区的小山村‘马兰村’，就以‘马南邨’为笔名。”又云：“刘蕴华认为，柳树只要有生存的土壤，就能不断地从中吸取营养，永葆‘青’春，也只有这样才能‘蕴含光华’。‘刘’与‘柳’音近，‘青’与‘蕴华’有意义上的联系，故笔名为柳青。沈岳焕，从戎救国不成乃‘从文’。赵文节在抗战时期盼望‘听见捷报’，所以改‘文节’为谐音的‘闻捷’。”又云：“林玉堂希望有一个自由谈论的场合，并使这样的能够自由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人的场所多起来。因为‘语过去有yǔ（谈论、说话）和yù（告诉）二读，林玉堂就改‘玉’为‘语’。” 性别区分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以性别作为区分来取名。例如现代著名女作家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省长乐市人。笔名“冰心”一词，语出唐代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之“一片冰心在玉壶”，寄寓她不与黑社会同流合污。她在《晚晴集·从“五四”到“四五”》里云：“但我终究是大学里的小学生，思想和文字方面都不成熟，我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用了‘冰心’这个笔名。”据她自己解释云：“一来因为‘冰心’两字，笔书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个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当代作家冰心，原名谢婉莹旅居国外写作时，取唐代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一句之意，表达自己胸中恒存一颗热爱祖国的‘冰心’。”又云：“谢婉莹旅居国外写作时，取唐代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一句之意，表达自己胸中恒存一颗热爱祖国的‘冰心’。”她首创用性别来取笔名，自署名为“冰心女士”。后来仿效者层出不穷，有女性者如黄英署名“庐隐女士”、冯沅君署名“淦女士”、石汝璧署名“评梅女士”、张近芬署名“C·F女士”；有男性者如张若谷，署名“刘舞心女士”，柳亚子署名“松陵女子潘小璜”，端木蕻良署名“红良女史”，赵景深署名“露明女士”、“爱丝女士”，周作人署名“萍云女士”、“碧罗女士”。王泉根《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云：“五四时期，冰心首创用性别取作笔名，自称‘冰心女士’。后起摹仿者层出不穷，著名的有黄英称‘庐隐女士’、冯沅君称‘淦女士’、谢冰莹称‘冰莹女士’、石汝璧称‘评梅女士’、张近芬称‘C·F女士’。说来有趣，冰心还有一个笔名叫‘男士’。大概是雅兴所致吧，有些男性作家就用‘女士’作笔名，如赵景深取作‘露明女士’、‘爱丝女士’，张若谷取‘刘舞心女士’，端木蕻良也有一个女性笔名，叫‘红良女史’。柳亚子在给《女子世界》写稿时，曾署‘松陵女子潘小璜’，周作人刊发在《女子世界》上的文章，则署名为‘萍云女士’、‘碧罗女士’。” 意象物类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以某些物象特征来给自己取名。例如台湾武侠小说家伴霞楼主，原名童昌哲，祖籍四川人。曾任台中《成功晚报》副刊编辑，因下班时每近黄昏故而得名。学者许定铭的曾用笔名“鸥外鸥”，据其在《那不过是个代号》里所云：“我爱读鸥外鸥（一九一一——一九九五）的诗，其次在听他的讲座后，曾问他的笔名是否受日本作家森鸥外的影响。他这样回答：‘绝对不是！有一次我到海边散步，见到很多海鸥在离岸不远处飞翔。我向往它们自由自在的生活，羡慕它们可以任意翱翔，尤其在群殴以外的那只，它没有同伴，独来独往，就像我在诗创作上，独自踏上无名路时一样。于是我恋上了那只群鸥以外的鸥，就把笔名写成‘鸥外鸥’。” 著名散文家许地山，曾用笔名落华生。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许地山《落花生》中说：‘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不是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这一句话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作者，以‘落花生’为笔名的主要依据。”王泉根《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云：“通过作家的某类笔名，可以看到他们丰富复杂的思想性格和人生态度。许地山在1923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落花生》，文章主要记述童年时，姐弟们在‘收获节’晚上和父亲一起讨论花生品格的一段生活故事。在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中，父亲经由概括花生的好处，引出了做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的人生道理。启发孩子们要像落花生那样，质朴无华，埋头工作，有益人类。父亲的这番谈话，给少年许地山留下深刻印象，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人生志向，并长期以‘落华生’（即落花生）作为自己的笔名。” 引用情趣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直接引用古今诗文成句中的字词来给自己取名。例如台湾武侠小说家谢天，其笔名源自陈之藩在其《谢天》里所云：“得之于人太多，出之于己太少，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所以只好‘谢天’了。”文化学者摩罗，原名万松生。他用摩罗作为笔名，并抒发自己的怀抱。其笔名源自鲁迅先生《摩罗诗力说》，鲁迅先生有云：“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旦。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著名学者罗飞，原名杭行，江苏人。据其在《我的笔名琐忆》里所云：“俗人如我者，当然不会，也不敢逆‘忌讳’的潮流而动，但至今思之，当时却也并未深想，只偶然从鲁迅先生的《秋夜有感》诗的首句‘绮罗幕后送飞光’中挑出两字，组成‘罗飞’。” 著名学者秦绿枝，原名吴承惠。据其在《笔名琐忆》里所云：“我现在常用的笔名就是‘秦绿枝’、‘文革’前为香港《文汇报》写稿时用过，出自李白的那句诗‘秦桑低绿枝’。一九八二年《新民晚报》复刊，我想开辟一个由女士写的专栏。但问了许多人，却说专栏不好写，零星地写篇把可以。于是我就自己写，用一个有点‘娘娘腔’的笔名，便想起‘秦绿枝’三字。”著名作家张恨水，原名张心远。笔名“恨水”一词，出自南唐李煜《相见欢》词句“自是人生长恨水东去”。他幼年酷爱词章，在十七岁在苏州投稿时所起，勉励自己抓紧时间、珍惜生命。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现代小说家张恨水，原名张心远，一生写了约3000万字的作品，代表作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姻缘》和《八十一梦》等小说。据张恨水说，‘恨水’一名是他17岁那年，在苏州第一次投稿时取的笔名，是从南唐后主李煜《相见欢》词‘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东去’中截取出来的。张恨水幼年酷爱词章，读了李后主这首词，想到人生有限，不能让光阴如流水一样白白流逝，就取了这个笔名，按他自己说是‘也好随时听人称呼，随时看到恨水两字，时刻自勉，珍惜时光’。”著名作家朱自清，原名朱自华。笔名“自清”二字，语出屈原《楚辞·卜居》之“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寄寓作者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著名诗人戴望舒，原名戴朝安。笔名“望舒”二字，语出屈原《离骚》之“前望舒使先驱兮”。古诗文中望舒代称月亮，月亮在古诗词里象征爱情，月光的朦胧正与戴望舒诗歌的意象相符，暗示其诗歌内容风格。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现代散文家朱自清，原名朱自华，代表作有《荷塘月色》、《绿》、《威尼斯》等散文。朱自清以名节高亢、刚直不阿著称，在1948年病重逝世前，还嘱咐家里人，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面粉’，毛泽东曾赞扬他有不食‘嗟来之食’的气节。据朱自清之子朱乔森在《朱自清生平著作编年简表》所述，1917年，20岁的朱自清‘感于家庭经济情况不好，为了惕励自己不随流俗合污，改名自清’。‘自清’两字出自《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思是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朱自清以屈原的话为名而自勉，确实做到了一生清白。”又云：“朱自华不仅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绽放光华，而且通过自‘清’来为青年人树立榜样，并于1948年最终实践了当年《论气节》一篇演讲中对青年希望的‘气节’观，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又云：“现代诗人戴望舒，原名戴朝宗，是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戴望舒的爱情诗以风格感伤凄清、朦胧婉曲，多用象征手法，能含蓄而深度地触及抒情主人公内心的忧思为特色，《雨巷》诗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他也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笔名‘望舒’取自屈原《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望舒即神话中驱月驾车的神，后来成为月的代称。月在古诗词中可作为爱情的象征，月光的朦胧与戴望舒诗歌的朦胧婉曲是相合的，笔名暗示了诗人的诗歌内容和诗风。”又云：“当代作家琼瑶，原名陈喆，是台湾著名的言情女作家，她创作的一系列经典言情小说在两岸产生了巨大影响，大都改编成了电视剧，代表作有《婉君》、《烟雨蒙蒙》、《月满西楼》、《几度夕阳红》、《还珠格格》等。笔名琼瑶，出自《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是一首甜美的爱情诗，笔名正是琼瑶言情作家身份的绝好体现。”又云：“当代作家刘白羽，原名刘玉瓒，与杨朔、秦牧、魏巍并称当代散文四大家，代表作有《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火光在前》等。‘白羽’的笔名出自唐代卢纶《塞下曲》诗：‘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这首诗描述的是《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载的李广射虎的传说，‘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诗中的‘白羽’不是柔软的鹅毛，而是箭镞之羽，这个笔名寄寓了作家以历史名将为楷模，征战疆场，报效祖国的鸿鹄之志。后来，刘白羽还用‘石棱中’为笔名发表杂文，也源出于此。”伊伊秋水《关于笔名》云：“还有当代作家刘白羽，原名刘玉瓒。‘白羽’笔名，出自唐代卢纶《塞下曲》诗‘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诗中的‘白羽’不是柔软的鹅毛，而是箭镞之羽，寄寓了作家以历史名将为楷模，征战疆场，报效祖国的鸿鹄之志。风靡于八十年代的言情当代台湾小说家琼瑶，原名陈喆。她创作的一系列经典言情小说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巨大影响。笔名‘琼瑶’出自《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正是言情作家身份的绝好体现。”又云：“一些知名作家笔名择其妙意，体现了几千年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张恨水，一生写就3000万字作品，笔名‘张恨水’，从南唐后主李煜《相见欢》词‘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东去’而出，意寓为人生有限，不能让光阴如流一样白白流逝，以自勉之。现代散文家朱自清，原名朱自华，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面粉’。1948年病重逝世，毛泽东曾赞扬他有不食‘嗟来之食’之气节。笔名‘自清’二字，出自《楚辞·卜居》‘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意寓‘廉洁正直使自己保持清白’。现代诗人戴望舒，原名戴朝宗，其爱情诗以风格感伤凄清、朦胧婉曲为特点，《雨巷》诗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望舒’取自屈原《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望舒即神话中驱月驾车的神，成为爱情的象征，暗示了诗人的诗歌内容和诗风。” 寓意象征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以某种事物的象征意义来给自己取名。例如著名历史学家柏杨，原名郭定生，祖籍河南省辉县市常村镇沿村人。因河南多柏树和杨树，柏树有鳞鳞的叶子，龟裂深褐的皮色，冰雪长青，树龄可达千年。白杨挺立在深山幽谷之中，风来时哗哗作响，动人心魄。故此这是柏杨的性格，也是他名字的由来。著名作家杜鹏程，原名杜喜红，陕西省韩城县人。据他在一九八五年写于二十七日致龚明德的信中自述云：“原名杜喜红，有时也去掉姓，按谐音字该写作宏希、洪西、虹溪。”又云：“我和同志们一起写剧本，为在剧本上署名，一位基层干部就起来‘鹏程’这名字，取‘鹏程万里’之意。以后又加姓，便成为‘杜鹏程’，直使用到如今。”自由撰稿人止庵，原名王进文，北京市人。据其在《止庵说》里所云：“《庄子·德充符》云：‘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我喜欢这个意思，后来写文章就取它作笔名。我是想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儿。‘轩’、‘堂’、‘斋’等，对我来说都嫌过于隆重，我想象中读书的所在只是一处‘庵’——荒凉里那么一个小草棚子而已。” 原名省字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省略原名的姓或名，所得新的笔名。例如著名作家海岩，原名佀海岩；评论家雷达，原名雷达学；诗人金波，原名王金波。著名作家萧乾，原名萧秉乾，北京市人。据其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致龚德明的信云：“关于我的名字，我好像在什么地方提过，也很简单。中学时代名萧秉（炳）乾，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小饼干’，我不高兴。到大学，新改为‘萧乾’，但他们还叫我‘萧干’。”著名朦胧派诗人舒婷，原名龚佩瑜，又名龚舒婷，祖籍福建省厦门市人。据其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龚明德的信云：“我一到人间，祖父循族谱‘佩’字辈，将我名为‘龚佩瑜’。但我上幼儿园，命名嫌这个名字不谐音，小朋友都不会叫我，于是改名为‘龚舒婷’。我哥哥这辈是‘书’字辈，等我的第一首诗《致橡树》，被人贴在民主墙上时，是‘舒婷’。” 志向愿望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自己以某种人生经历志愿来取名。例如著名作家钱钟书，原名钱仰先，江苏省人。因满周岁时抓阄获书而得名，寄寓要从事文学事业。刘继兴《钱钟书的笔名为何令人叫绝》云：“李洪岩先生在研究中进一步发现，中华书局出版的《谈艺录》补订本第566页说，唐代文人韩愈曾经以‘中书君’代指‘笔’。笔在古代的雅称是‘中书君’，而‘中书君’正是钱钟书先生的笔名，这个笔名妙就妙在既以笔之名为笔名，又与‘钟书’二字谐音。”学者化铁，本名刘德馨，四川省奉节县人。何况《作家的笔名》云：“草婴本名盛峻峰，他的笔名源于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意在激励自己虽然很平凡、很渺小，但个性坚强，在任何压力下不低头屈服。止庵本名王进文，他取《庄子·德充符》句‘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惟止能止众止’的意思作笔名，意在‘时时告诫自己要清醒，不嚣张，悠着点儿’。端木蕻良本名曹京平，他是东北人，东北把高粱叫作‘红粮’，他为了纪念家乡，取名‘红粮’，再加上个冷僻的姓，就雅化成了‘端木蕻良’。文洁若用过棣新、索菲、曼坚、万兰、默宜、文静等多个笔名，都是纪念亲人的。化铁本名刘德馨，他取这个笔名，是为了怀念幼年时那段在化铁炉顶上做投料工的经历。李君维笔名东方蝃蝀，他说‘取这个怪僻的笔名无非是想引人注目，便于出名’，其灵感源于提倡‘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散文《必也正名乎》。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虚拟了好几个怪僻的笔名，其中有东方髦只、臧孙蝃蝀，‘我来个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为我所用’。喜欢《读书》的朋友一定记得柳苏，他本名罗承勋，曾用名罗孚、丝韦，柳苏这个笔名是他妻子取的，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这不是自比柳苏，十分狂妄，只因柳宗元、苏东坡都是受过贬谪之人，和我在北京十年的遭遇有些相似’。秦绿枝本名吴承惠，他在‘反右’前和‘反右’后分别用过两个笔名，一个叫王惟，一个叫陈思，是为了纪念两个失去的女朋友。鲲西原名王勉，他还有一个笔名叫李平，他说，他这两个不同的笔名反映了他生命历程中前后两个阶段。” 综合联义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综合多种事物的意义来取名。例如著名作家上官缨，原名潘真，黑龙江省宾县人。据其在《笔名的笑谈》里所云：“自己一想也来个笔名吧，想来想去觉得‘上官’的复姓，笔画比较简单；我还特别喜欢‘红缨枪’的‘缨’字，组合一起就成为‘上官缨’。”著名学者罗洪，原名姚自珍，江苏省松江县人。据其在《罗洪者名字的来历》里所云：“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寄给杂志是要个名字，那时我正在看罗曼·罗兰的书，就用了个‘罗’字。想起我有个同乡的名字有个‘洪’字，我感到很好，连在一起，成为笔名‘罗洪’。‘罗洪’这个名字，就成为我终生的笔名了。”著名学者王尔碑，原名王婉容，四川省盐亭县人。据其在《我的笔名》里所云：“王尔碑这个笔名，是我哥哥取的，其含意有三。一，‘你是父亲的纪念碑。’哥哥这样说。因我出生之日正是父亲逝世之日（而且生死同一时刻）。为了纪念父亲（我父亲是清末时期的一个举人），我的小名叫‘孝娃’，又叫‘孝环’。二，我哥哥在上高中时爱好文学，写过诗、小说、剧本，在学校的墙报和油印刊物上发表。他在家里也常写作，俨然像个作家。我在小学以后，就受到一些感染，上初中时也学他，悄悄写作。他说他将来的笔名叫‘王尔塔’，我的笔名叫‘王尔碑’。我是在高中快要毕业时的一九四六年才用上这个笔名发表作品的。而我哥哥后来改学技术，他现在是一位地质工程师。三，他崇拜英国作家王尔德，我也喜欢读王尔德的作品。所以，我也就喜欢这个笔名了。”著名学者东方蝃蝀，原名李君维，祖籍浙江省慈溪市人。据其在《笔名心迹》里所云：“我有个怪癖的笔名‘东方蝃蝀’，这个笔名是一九四五年开始启用的。”又云：“取这个怪癖的笔名，无非是想引人注目，便于出名。这也是从张爱玲散文《必也正名乎》中得到的灵感。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虚拟了好几个怪癖的笔名，其中东方耄只、臧孙蝃蝀等。我来个移花接木，张冠李戴，为我所用。”著名作家萧红，原名张乃莹；萧军，原名刘鸿霖。两人当时与鲁迅通信所用笔名，两人本是一对情侣，两个笔名合在一起谐音“小小红军”，表达两人对革命的向往和追求。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萧红原名张乃莹，或张迺莹，笔名萧红、悄吟，一位很有个性、很有才华的女作家，深受鲁迅赏识。萧红和萧军是一对情侣，当时他们曾和鲁迅通信，并分别用了‘萧红’和‘萧军’作笔名。两个笔名连在一起是‘小小红军’的意思，表现了他们对革命的向往。”钱亮星《说名道姓·鲁迅有128个名字——笔名谈》云：“大凡笔名，依照常理，往往是作家个人独立取舍，与他人不相关联的，但现代文坛上，却有两人因为特殊关系，同时取两个词意相关的笔名，这两位就是萧军和萧红。萧军原名刘蔚天，出生于绿林草莽之家，自幼尚武，生性刚烈，好打抱不平；萧红原名张乃 莹，20岁时为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历经坎坷，后来，两位以文学为共同爱好的东北青年结合在一起，双双来沪，为表达共同的信念和追求，特以‘萧红’、‘萧军’为名，取意‘小小红军’。萧军后来干脆改姓萧，子女亦随萧姓。”何况《作家的笔名》云：“笔名有时能给作家带来‘好运’，比如苏童和我的朋友麦家就是在起用新笔名后开始走红的，此前他们的稿子也屡遭退稿。现在，还有几个人知道麦家的本名蒋本浒或他曾用的笔名阿浒呢？事实上，以笔名闻世，而本名几乎销声匿迹的作家不在少数，比如有谁知道余星坦就是流沙河，田复春就是袁鹰？当然，因笔名惹祸上身的也不在少数。罗飞本名杭行，他的笔名得自鲁迅《秋夜有感》中的‘绮罗幕后有飞光’这句诗，不料到了批胡风时，有人揭露‘胡风集团’里是有辈分的，并把三个笔名首字相同者组合为一组，如诬称‘方典、方管、方然’为‘方’字辈，诬称‘罗飞、罗洛、罗石（张中晓）’为‘罗’字辈，因此遭了不少罪。彭燕郊本名陈德矩，彭燕郊是他第一次投稿时用的笔名。听说稿子可用，想换名‘彭作涛’，胡风回信说，已经付印，不改算了。‘胡案’中，肃反人员根据胡风信中一句‘我给你加上一个名字’的话，硬说彭燕郊这个笔名是胡风给取的，不承认就打。其实胡风只是给他发表的四首诗加了个总题目《战斗的江南季节》。上官缨本名潘芜，他当初用这个笔名并没有什么深意，可在‘反右’时却遭人揭发：‘你看这个右派分子多么反动透顶，连笔名都不放过对党的攻击。这不是攻击我们党员，就是想往上爬、当官戴红缨帽吗？’躲斋本名姜铭，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曾用笔名师石发表文章，没想到这个笔名在‘文革’年代却成了他的一条罪状，‘革命派’要他交代‘师’的是哪一个，‘是封建文人姜白石？黑画家齐白石？还是那个法西斯头子蒋介石？’一下子他就被派定为封建文人和黑画家的‘孝子贤孙’以及独夫民贼的‘忠实信徒’了。吴中杰的本名吴中极是国民党名将郑洞国取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本着‘向党交心’的要求，把这件事写进了书面交代之中。没想到这事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经常被用来证明他的劣根性。他对自己的名字有了避忌，写文章发表时就用了吴中杰这个笔名。荒唐的是，后来他因涉嫌炮打张春桥，成了‘反革命小集团’的一员，项目组竟然将他的笔名当作是郑洞国所取的名字，对他进行揭露和批判。这真是‘天方夜谭’！比这个更荒诞的是，连父亲给儿子取名也能成为构陷的材料。桑农在《疑似笔名》一文中说，他的父亲被批斗时，竟被批者诬为‘意图复辟小农经济地方天堂’，证据就是为儿子取名‘农’。” 祖籍纪念式：这类作者的笔名，乃是作者以自己的出生地相关的地方来取名。例如著名武侠小说家卧龙生，原名牛鹤亭，河南镇庭人。因祖居南阳卧龙岗，曾是卧龙中学念书的学生故而得名。当代作家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原名许晏骈，浙江省杭州市人。因高阳乃是许姓郡望，故此而得名。自由撰稿人都梁，原名梁湛，江苏省盱眙县人。因“盱眙”古称“都梁”，故而得名。学者鲁帆，本名薛原，山东省人。据其在《实验室里的文学梦》里所云：“鲁帆，顾名思义，‘鲁’自然是山东，我是山东人嘛；而‘帆’也好理解，当时我工作的单位是海洋研究所，时常出海，既然在海上，那自然要扬帆远航了。”又云：“于是‘鲁帆’这个名字，就成了我的笔名。”著名画家许和州，原名许宏泉，安徽省和县人。据其在《我的笔名》里所云：“这些年我的画上多署‘和州’二字，其实这也是信手拈来的，因为我出生安徽和县，和县古称‘和州’。说来也怪，每次画好画一拿起笔写到自己的名字，就有莫名的恐惧感，越怕写不好偏糟，真是奈何。索性将‘和州许宏泉’之‘许宏泉’省去，仅留‘和州’二字，渐渐地竟成了我的笔名。” 许定铭《那不过是个代号》云：“我没考察过文人自何时起写作爱用笔名，大很相信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个有趣的故事。”由于当今网络飞速发展，人们所用网名兴起，于是用网络署名，让人一看就知是假名。这种署名方式，既像古代文人的别号，又像如今文人的笔名，到底属于何名，可谓真假莫辨了。例如湖南省新邵县人李勇，起名“十年砍柴”；北京人张威，起名“唐家三少”；浙江省嘉善县人徐磊，起名“南派三叔”；湖北省宜昌市人石悦，起名“当年明月”；江苏省常州市人赵劲，起名“关河五十州”；天津人梅毅，起名“赫连勃勃大王”等。诸如此类的起名，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假名。有些著者利用网络形式，标新立异所起的笔名，颇有一番怪异，让人难以明了。董永胜《笔名的由来》云：“但现在有文化的人，特别人们所谓的‘新人类’式的一些文化人，他们的笔名，无论出现在网络上，还是报刊杂志上，可谓是今天有文化人当中，最讲究又最别致的笔名。如举其大略：香山红袖、香雪盈袖、凉天满月、月落孤舟、屋里小妖、慕容千秋、东方神指一只剑，这还是比较很雅致的名字。比较土气粗俗的则有，土托拉机、老鼠细猫、土坯、老灰、扒（pá）拉子（不知何意）；还有一些娟秀气十足的，如阿娟、子紫、明月、多多、水水、清山，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举不胜举，枚举不鲜。”又云：“现在有些人的‘笔名’，除了好玩又好玩之外，也是有心理上的不可直面言说的秘密所在，更多地怕他人知道自己是何许人也，也未可知。虽然这种做法只是公开的秘密，但是，人们仍然不知所累地一心向往之。”虽然网名给人们带来许多好处的同时，但是也给人们带来诸多的不便。王泉根《笔名与网名》云：“但是，世上的事总是扑朔迷离，就在当今作家几乎都要放弃笔名之时，网络上的‘网名’却一片红火。君不见，几乎所有网络发帖、跟帖的作者，都不具实名，而是‘网名’。随便点击一下，就可搜到一大堆，什么东海浪人、五岳散人、中原龙、我行我素、小迷糊、伊美妹、白开水、北行剑客、世纪宝贝、大头儿……这些‘网名’千姿百态、千奇百怪、千红万紫、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煞是好看。如果说笔名的作用是为了隐身、灵活、多变化、便于发表文章，那么网络上的化名也可视为‘笔名’。但如果我们深究笔名与原名之关联，则似乎‘网名’又很难界定为笔名。因为现当代作家的笔名无论怎么变化，最终都能找到一帘幽梦后面的那位真人，而且极大多数作家也愿意披露自己的原名与笔名，也即作家并不想最终隐瞒自然的身份，因而笔名专家才可以编写出《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那样的专业用书。但网络则是彻底的虚拟世界，使用‘网名’者总是希望完全隐匿自己的身份，除了网络管理机构利用网络技术能够查到原名外，广大网民是无法搞清的。如果现在有好事者要想编写一本‘当今中国中文著作者网名录’，那必将是一项永远无法确准、永无头绪的工作！正因‘网名’具有虚拟性、隐匿性、广泛性的特点，因而很难将‘网名’界定为笔名。”虽然起笔名如同起网名一般，无固定标准可言，但是不能影响读者的识别方可。正如文学家夏衍所说，起笔名“不要太怪，要有名有姓，像一个普通人的名字”。否则阅读者就会花心思去猜测撰写者的笔名，宛如坠入五里雾，不知所云了。 ## 组合式

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当然形成这些笔名的原因不止一种，但了解其笔名来历，对于更深入地了解作者本人及其作品是很有意义的。”文学作者笔名的背后，大多会有一个笔名来由的故事。正如陈克希在其《从心所欲看笔名》里所云：“读书人撰文署笔名，不属附庸风雅，而是通常包含个人的寄托，有座右铭之意，或为规避风险，或出于偶尔，甚至另有隐情。总之，取笔名堪称私事，可以从心所欲，但必具原由。”文学艺术领域，创作者合用一个集体笔名，并非新鲜罕事。作为集体笔名，乃是参与某些作品创作的许多位创作者，出版发表作品时不全部署名，只署一个共享的笔名，代替全体人名的署名型式。陈林森《半集体笔名》云：“集体笔名不是新鲜事，所谓集体笔名，是指多个作者参与某篇作品的写作，但在发表时不一一署名，而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在我国影响较大的，一是上世纪50年代的马铁丁，马铁丁是陈笑雨、张铁夫、郭小川三人的集体笔名，当时他们在报刊发表思想评论，合用这个笔名；二是吴南星，是吴晗、邓拓（笔名马南邨）、廖沫沙（笔名繁星）三人的集体笔名，60年代在《前线》杂志轮流撰稿，合署笔名，‘文革’伊始，就成了闻名全国的‘三家村’，是十年浩劫最早的斗争目标。”集体笔名，有半集体笔名和全集体笔名之分。半集体笔名，犹如当今的艺术类组合名称。正如陈林森《半集体笔名》所云：“为了称说这种区别于普通集体笔名、介于是与不是集体笔名之间的现象，我在这里称之为‘半集体笔名’。”全集体笔名，犹如当今的编辑组或编委会。伊伊秋水《关于笔名》云：“泛舟文学海洋，点点滴滴，思想火花，蕴含在字里行间的喜怒哀乐，皆成为丰富的语言，成为每个人血肉丰富的躯体，展现于我们眼前。与文学为友的作文者，往往喜爱用一种标签代表自我，这标签自然就促成了笔名的出现，笔名作为作文者的代名词，意味悠远。笔名用多了，往往其真实姓名淡忘了，然真名实姓乃父母长辈大人取其为之，寄予的是长辈大人的心愿与厚望，而笔名的内含、思想性之含蓄，意之隽永，与真名实姓不可同言而语矣。”组合式笔名，如同个体式笔名一般，同样寄寓着创作者的某些思想情感。 当今集体合署一名行世，在音乐界较为常见。例如卢庚戌和缪杰的组合艺名为“水木年华”；曾毅和杨魏玲花的组合艺名为“凤凰传奇”；尤秋兴和颜志琳的组合艺名为“ 动力火车”；李伟、李蓉和郭祁，三位女歌手的组合艺名为“黑鸭子演唱组”。在当代文学领域，也有组合笔名的典型事例。例如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上官鼎，乃是刘兆玄、刘兆黎、刘兆凯三兄弟，在写武侠小说时，共同所署半集体笔名。上官鼎乃是湖南省衡阳市人，此笔名有着深刻的寓意：“上官”乃是江湖中常用大姓，与他们写武侠小说相关。鼎有三足，正借代他们三兄弟。据《易经》云：“鼎，新也。”暗寓“三足鼎立”之意，而以刘兆玄为主要执笔人。寄寓他们创造武侠小说，意在革故鼎新。上官鼎的武侠小说，始于60年代初应征代著名武侠小说家古龙续写《剑毒梅香》，后以出版武侠小说《沉沙谷》一举成名，故而名震武侠小说界。 中国20世纪50年代，陈笑雨、张铁夫、郭小川三人，当时他们在《长江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发表“思想杂谈”时，合署半集体笔名为“马铁丁”。陈笑雨，笔名“司马龙”；郭小川，笔名“丁云中”。 笔名“马铁丁”，乃是取他们名中各一字相组合得名。他们三人的合作方式无严格的分工，陈笑雨和郭小川多侧重于关注文化、教育、艺术等问题，张铁夫因主管农业战线的报导，故多在书写农业方面的问题。从1957年7月以后，由于三人因工作变动而合作结束，于是“马铁丁”则成为陈笑雨的独用笔名。中国20世纪60年代，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在杂志《前线》上轮流撰文，合署半集体笔名“吴南星”。吴晗，原名“吴春晗”；邓拓，笔名“马南邨”；廖沫沙，笔名“繁星”。笔名“吴南星”，则是取他们名中各一字相组合故名。他们三人当时皆为北京政府各机构官员，在《前线》杂志上开辟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三人轮流执笔，以歌颂正义光明和匡正时弊为宗旨。后因“文革”爆发，被无辜的打倒遭受迫害，“三家村冤案”因此闻名全国，从而使“三家村”成了冤案的代名词。 中国上世纪的半集体笔名“马铁丁”和“吴南星”，两者有不管从他们的命运和起名型式都十分相似，成为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的典型代表。陈林森《半集体笔名》云：“从此在运动中，普通作者不敢使用集体笔名，唯恐成为某地区、某单位的‘三家村’、‘四家店’。然而与此同时，却出现了大量官方性质的集体笔名。当时‘四人帮’为了大造舆论，组织了许多写作班子，这些写作班子多数用集体笔名。其中最著名的有‘梁效’（‘两校’的谐音，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集体笔名），‘石一歌’（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文革’中使用的笔名之一）。”后来在十年浩劫的“文革”运动中，普通创作者不再敢使用半集体笔名，与此同时却出现了许多官方性质的全集体笔名。例如学者杨静远在其《我的笔名》里所云：“一九六五年，当《马克思传》由人民出版出版时，抹去译者的本名，而代之以一个集体笔名‘樊集’，意思是‘翻译组集体’。”这里的笔名“樊集”就是全集体笔名，从而抹去了翻译者一一署名的痕迹。 中国20世纪的“文革”时期，由于当时的“四人帮”为了制造舆论，组建一些集体创作班子，故而名目繁多的全集体笔名纷纷出现。例如北京市文化局写作组，署名“辛文彤”。史义军《唐晓文和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云：“在这一运动中有三个写作班子最为活跃、最为著名：一是由江青直接控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二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三是由康生控制、以赵纪彬为顾问的中央党校写作组。唐晓文也和梁效、罗思鼎一样，使用各种笔名。除唐晓文外，还有汤啸、辛风、学泽、唐拓、汤新、范秀文、史建文、宋明等。其成员多为中央党校的教师，重要成员有：武葆华、张载伦、杨福云、黄允升等。”丁东《“梁效”成员最终结局》云：“20世纪70年代，写作组在中国大陆曾经领导舆论。影响最大的，是以‘梁效’为主要笔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曾用‘罗思鼎’等笔名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其次，还有以‘初澜’为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以‘唐晓文’为笔名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洪广思’为笔名的北京市委写作组等。”朔风寒《“梁效”和它的成员们》云：“文革当中，‘梁效’并非唯一的写作组。除此之外，还有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笔名‘罗思鼎’（‘螺丝钉’的谐音）；还有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最后一个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这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叶永烈《‘四人帮’兴亡》人民日报出版社）其中，‘梁效’风头最劲。”北京市委大批判组，署名“洪广恩”， 受命于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吴德，主要有徐惟诚、冯其庸等人。文化部写作组，署名“初澜”，取“出蓝”之谐音，寄寓“青出于蓝”之意。据说“青”指江青，“蓝”即蓝苹。由江青所控制，主要有于会泳、张伯凡等人。此外有署名“江天”，寄寓江青的天下之意。《红旗》杂志写作组，署名“池恒”，寄寓“持之以恒”之意。此外有程越、方刚、吕真、田春、严章、黎章、洪途、小峦等笔名。由姚文元总负责，主要有萧木、胡锡涛等人。夏冬红《梁效》云：“与同时期的‘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等其他写作组相比，‘梁效’更具有政治影响力，其消息来源也更广，名气更大，网罗的知名学者更多。”丁东《“梁效”成员最终结局》云：“该组织最初发表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时，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有人提出：如果报刊上经常出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文章，有点不大好。范达人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所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用‘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范达人《汤一介去世了——“梁效”的成立与终结》云：“‘梁效’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又云：“这一组织最初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后来用了许多笔名，如梁效、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施钧、郭平、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笔名是‘梁效’。为什么取‘梁效’这一笔名呢？记得在1974年初，我们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的文章，大部分都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名义。当时姚文元提出能不能用笔名，他说如果报刊上经常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署名文章，有点不大好。姚将其意见通过《红旗》编辑告诉了李家宽，李向迟、谢作了汇报。迟、谢同意用些笔名并说这样可以使人感到有很多人参加大批判，而不仅仅是两校。于是，后来一些分量不太重的文章便用笔名。用什么笔名呢？在一次会上迟群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个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当时，迟群对我的建议未置可否，李家宽等人倒同意用这一笔名。后来，‘梁效’竟成了我们的主要笔名，人们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一名称渐渐淡忘，国内外索性将这一组织称为‘梁效’。”中央党校写作组，署名“唐晓文”，因“党校文”的谐音得名。此外有署名汤啸、汤新、辛风、学泽、唐拓、范秀文、史建文、宋明等，其成员多为中央党校教师，主要有武葆华、张载伦、杨福云、黄允升等人。史义军《唐晓文和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云：“‘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央党校写作组经常以‘唐晓文’的笔名出现。‘唐晓文’系‘党校文’的谐音，是康生一手培植起来的。原来是把矛头指向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组’，于1972年正式以‘唐晓文’的笔名，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江青直接控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署名“柏青”乃“北清”的谐音得名、“景华”乃“清华”的谐音得名；“梁效”乃“两校”的谐音得名，表示有良好效果之意，由军宣队负责人迟群和谢静宜主持。何满子《笔名谈屑》云：“梁效原是北大、清华两校造反笔杆子的公名，后被造反司令部看中，成为全国范围的造反喉舌，大红大紫了多年，随四人帮的垮台才销声匿迹，这是众所周知的，是些某某某们咱们远处南方的人无从知道，只好按下不表。”夏冬红《梁效》云：“梁效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梁效’即‘两校’的谐音。另外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也是该写作组的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如遇有特别重要、需要正式身分的文章，仍署全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名义。”又云：“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1973年9月4日第一次公开亮相，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摧毁后，梁效也随即退出历史舞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还用过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十几个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此外还有高路、史军、闻军、哲军、安杰、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秦怀文、祝小章、梁小章等集体笔名，其中以“梁效”最为有名。该写作班子主要有文史哲专家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等人。夏冬红《梁效》云：“该写作班子选拔的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文史哲专家，如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等。”上海市委写作组，又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由张春桥和姚文元控制，以徐景贤总负责，主要有朱永嘉、王知常、萧木、王绍玺、陈冀德等人。丁东《“梁效”成员最终结局》云：“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前身，叫‘《红旗》杂志上海组稿小组’，成立于1968年9月，由张春桥、姚文元指定徐景贤领头，实际上由朱永嘉负责。直到1971年五六月间，由上海市委写了正式报告，7月经张春桥、姚文元批准，过渡为上海市委写作组。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除丁学雷、罗思鼎，还有康立、石一歌等。”常用笔名有丁加、丁川、丁影、丁闻、丁葵、翟青、任犊、石仑、金风、方耘、靳戈、史锋、史尚辉、罗思鼎、丁学雷、石一歌、戚承楼、曹凌益、齐永红、曹思峰、宫效闻等八十多个。康立，取“武康路历史组”之谐音得名。任犊，取“嫩犊”谐音故名，寄寓“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意。方岩梁，取毛泽东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里”之谐音得名。方泽生，徐景贤有云：“我们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罗思鼎，取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之谐音得名。主要有朱永嘉、王知常、胡锡涛、王守稼、朱维铮、姜义华、陈旭麓、周原冰等人。杂文家何满子《笔名谈屑》云：“接着是沿着雷锋这条思路上化出来的‘罗思鼎’，即‘螺丝钉’的谐音。”丁学雷，因办公地点设在丁香花园，寄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主要有徐景贤、陈冀德、郭绍虞、章培恒、吴立昌等人。何满子《笔名谈屑》云：“六七十年代的造反才子是讲究起笔名的，最早推出的是‘丁学雷’。那时，丁学雷的鸿文是我辈牛鬼奉命必须学习的，故而一上来就情知此鸟来头大，虽然从不见经传。经知情人透露，才知道是‘丁家花园学雷锋小组’的缩写。这小组的头头（这个名字说出来大概无碍），就是一年后擢升造反怀念部要员的姚文元。丁学雷就是以姚文元为首的一批文革舆论的炮制者的公名，其中的那些某某或某某某，后来当然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住在上海市平头百姓无缘跨入的高贵府邸丁家花园里面学雷锋，本身就是笑料，或一点小幽默。”石一歌，主要有高义龙、陈孝全、吴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等十一人，取谐音“十一个”故名。何满子《笔名谈屑》云：“石一歌的声名只在上海颇红，外地人恭聆其名的大概只限于文艺界。知情人说，这笔名代表十一个才子，以人数而谐音命名。石一歌，即隐身在这个笔名下的十一位某某某们，是四人帮卵冀下的鲁迅研究专业户。”后来粉碎了“四人帮”，广大民众获得新生，出现了一个颇有怀念意义的全集体笔名“童怀周”，其名最初定为“佟怀周”，后因他们自认为在周恩来总理面前是个儿童而改名。这个全集体笔名“童怀周”，乃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以汪文风为首的十六人的集体化名，寄寓“大家同时怀念周恩来总理”之意。他们以“童怀周”作为全集体笔名，编辑了一部诗歌选集《天安门诗抄》。 人世间的事情不可一成不变，笔名也会有创新，于是笔名出现了一个新类别。陈林森《半集体笔名》云：“世上什么事情都可能有突破，有新的创意，笔名也是。”例如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一篇报导重要的通讯《别了，“不列颠尼亚”》，署名为“周婷”、“杨兴”。实则是四人：周树春、杨国强、徐兴堂、胥晓婷。他们四位是新华社的记者，由他们的姓名，两两组合得名。犹如歌坛艺名羽泉，由陈羽凡和胡海泉之姓名，各取一字相组合而成。这个两个半集体笔名“周婷”、“杨兴”，与仿佛是一个人的笔名“马铁丁”、“吴南星”、“上官鼎”略有不同，好像是两个人的姓名。假如创作者是三位，按照中国人起名习惯，各取其中一字相组合即可。然而创作者是四人，各取一字相组合成为四字姓名，让人疑似复姓名字，例如诸葛青云。陈林森《半集体笔名》云：“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一册有篇课文《别了，“不列颠尼亚”》，是一篇报导香港回归的重要新闻，署名为周婷、杨兴，课文注释告诉人们，实际上作者是四人：周树春、杨国强、徐兴堂、胥晓婷。教参说，他们是四位新华社记者。我第一次知道有这种笔名，作者有四位，却用了疑似两个人名字的‘集体笔名’。这是以往的集体笔名未见过的，你说它（们）是集体笔名，又似乎是两个个体；你说它（们）不是集体笔名，又不是所有作者一一署名，而是作者们集合而成。”合署集体笔名为“周婷”和“杨兴”，既是标新立异，又是一个很大的创意。四人姓名相组合的集体笔名，并非前无事例，只不过起发与“周婷”、“杨兴”不同而已。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杨殿、谷万川、张永年、李树藩四人，他们合写义勇军抗日斗争的民间歌谣，共计四百多首。他们在刊物《文学杂志》上发表时，合署名为“四名”。陈林森《半集体笔名》云：“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张永年、谷万川、李树藩、杨殿合写义勇军抗日斗争的民间歌谣，共400多首。这些歌谣在《文学杂志》上发表时，署名就是‘四名’。”这个集体笔名，由四个人所得，仍然没有什么突破，属于常规集体笔名的起名型式。最终结果仍然是一个笔名，依旧属于一般的全集体笔名。中国“文革”里，“四人帮”之姚文元，组建一个写作团体，其成员为姚文元、吴瑞武、朱永嘉、朱维铮、王知常。由于用来批判著名历史学家李平心，批判文章撰写完毕后，怎样为最佳成为问题，于是姚文元开玩笑地说道：“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这篇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后来果然以“伍丁”为集体笔名，发表许多用来批判李平心的文章。 近年在中国两岸三地的武侠小说领域里，出现署有一个活像集体笔名的作者“公孙千羽”，其著作有“雷霆系列”、“试剑系列”、“塞上系列”和“天狼系列”等多部武侠小说。然而在港澳台和内地武侠作者中，均无一个人的本名或笔名叫“公孙千羽”。大概宛如江湖中的“云中孤雁”一样，乃是书商编造出来的笔名罢了。公孙千羽或许是某些出版机构的编委会或编辑部所署的集体笔名，犹如“女子十二乐坊组合”一样，由周健楠、杨松梅、马菁菁、张爽、廖彬曲、詹丽君、殷焱、雷滢、孙媛、赵光瑾、霍晓君、杜文婷十二人组成，乃是起一个与真实姓名相似的笔名来代替单位名称，隐藏个人一一署名的痕迹。朱金顺《杂说我的笔名》云：“这时北京出版社来约教研室写一本辅导写作的书，书名是《写作常识》，共八章，由三人分头撰写。出版时却不能个人署名，必须用集体书名。记得就署了个‘写作常识编写组’吧。这集体笔名，等于没有书名。不想此书出版后，反映甚好，‘文革’后第一次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此书被定为高校写作课的唯一‘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我们受命修改，一九七九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写作基础知识》，作者署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基础知识》编写组’。个人是不能署名的，所署实为一个集体的笔名。”诸如此类的集体书名型式，在今天出版机构的编辑单位里，通常是一一列出所有编辑人员的名单，设置编辑部或编委会，集体笔名就很少出现了。然而作为集体笔名，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均是为了隐藏著作集体署名的痕迹，于是创作者采用取一个与真实名字相似的笔名，代替创作组或编写组。现今如同常见于乐坛组合的集体笔名，却被以某某编辑部或某某编委会的名义所取代，从而罗列全部编写者的具体姓名，使得作品几乎不存在署集体笔名了。 ## 结束语

高莽《笔名的故事》云：“笔名是一个人的历史痕迹。”中国文坛有笔名之称，虽说是从西方国家引进入的舶来品，但成为现当代文人普遍用的署名现象。文学作者用笔名发表作品，乃是中外皆有的现象，并非如同中国四大发明一样，属于专利发明。国外有些作者所起笔名，与中国作者起笔名相似。例如英国推理小说家玛丽·维斯马科特，原名阿嘉莎·克莉丝蒂；日本著名作家吉本芭娜娜，原名吉本真秀子；日本推理小说家西村京太郎，原名矢岛喜八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原名福田定一。因仰慕西汉司马迁，故笔名取“远不及司马迁”之意。法国文学家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阿鲁埃。他后来从事写作，为自己用了一个笔名“伏尔泰”。这个笔名有人说是“阿鲁埃”家某处产业的名字，有人干脆猜测是“阿鲁埃”的化名。美国著名作家和演说家美国马克·吐温，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他的笔名源于密西西比河水手用来测量航道上水深的术语，马克·吐温小时家贫，曾在密西西比河上当水手和领航员，立志“以船员终其身，愿死在机轮旁”。为了纪念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他就选用了水手们常喊的“马克·吐温”作为发表文章的笔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勒。由于他自幼身体强壮而胸宽肩阔，于是体育老师为其取名柏拉图。其名在希腊语中为“宽阔”之意，后遂以此名流行至今。法国作家司汤达，本名亨利·贝尔。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他曾用过许多化名。司汤达是他1817年出版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时使用的笔名，后来他选定司汤达作为唯一的笔名，就连先前发表的著作上也一律改用这个笔名。司汤达本是德国著名美学家文克尔曼的诞生地，是普鲁士一个小村庄的名字。因为作家司汤达后来的名声，连带使这个小村庄也闻名于世了。美国作家欧·亨利，本名威廉·西德尼·波特，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医师家庭。1899年他在当时颇有影响的《麦克卢尔》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时，并署了这个后来非常著名的笔名欧·亨利。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他在监狱当药剂师时，所用的一部法国药典作者的名字；另一种看法以为是狱中某个看守的名字，无论怎样都使这个笔名闻名于世。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希柯夫。他将第一篇小说《马卡尔·互德拉》投向《高加索日报》时，所起笔名马克西姆·高尔基。高尔基在俄语中有“痛苦”之意，寓意“痛苦的马克西姆”。因他小时父母双亡，读两年书就辍学并闯荡谋生，遭受许多的人间苦难，为纪念她自己的经历而得名。钱亮星《说名道姓·鲁迅有128个名字——笔名谈》云：“国外鼎鼎有名的作家，很多是以笔名流芳百世的。高尔基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他少年生活十分艰难，小小年纪就四处漂泊，干过学徒、搬运工、司磅员、面包师等各种职业。1893年，他在《高加索报》发表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考虑用名时，回想起自己经历过的重重磨难，兹用了‘高尔基’这一笔名，意即‘最大的痛苦’。”又云：“‘愿你平安’是乌克兰犹太人的一句常用祝福语，这地方曾诞生了一位著名作家，他的真名是肖洛姆·拉比诺维奇。肖洛姆命运多舛后迁居美国，成为大作家，取笔名肖洛姆·阿莱汉姆，含义即‘愿你平安’表达了作家对下层民众的诚挚情感和深切祝愿。”又云：“智利著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原名里加尔多·雷那斯，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年轻时即挚爱缪斯，写下了大量诗歌，但乃翁对诗不以为然，不愿自己的儿子当‘爬虫’，里加尔多不想惹父亲生气，更不愿掇笔停耕，他想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用笔名发表诗作。因为他读过捷克作家杨·聂鲁达的一篇小说，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智利很少有人知道这么一位捷克作家，于是他就干脆用‘聂鲁达’作了笔名。 ” 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阶级斗争日趋激烈、政治环境异常险恶，发表文章署笔名日趋增多。尤以抨击社会黑暗 、针砭时弊、具有强烈战斗性的杂文，为避免白色恐怖的迫害，使用笔名成了普遍的现象。何况《作家的笔名》云：“多数作家都有笔名，占据文学史显赫位置的‘鲁郭茅巴老曹’，个个都非本名。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常用笔名除了郭沫若，还有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周树人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他的本名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有人最新收集到的鲁迅笔名共计181个，其中有‘飞、树、洛、豫、敖、迅’等一字笔名16个；有‘翁隼、唐俟、旅隼、朔尔、家干、杜斐、周悼、孟弧、封余、黄棘、且介、鲁行、豫亭’等二字笔名116个；有‘华约瑟、唐丰瑜、黄凯音、戛剑生、何家干、张承禄、周玉才、某生者、倪朔尔、孺子牛’等三字笔名37个；有‘宴之教者、宴之敖者、楮冠病叟’等四字笔名5个；有‘朝花社同人、诸夏怀霜社’等五字笔名7个；还有1个六字笔名：上海三闲书屋。鲁迅恐怕是笔名最多的中国作家。”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省绍兴市人。一生曾用不同的笔名，以“鲁迅”一名最为常用，据统计共有一百多个：“L、LS、 EL、ELEF、卂、飞、树、俟、独、洛、干、豫、干、敖、隼、旁、迅、直、庚、翁隼、唐俟、旅隼、朔尔、家干、苇索、杜斐、何干、一尊、余铭、译者、张沛、阿二、阿法、苗挺、直入、明瑟、罗怃、佩韦、周树、周悼、庚辰、庚言、孟弧、封余、荀继、茹莼、树人、候堂、飞斐、冬华、乐文、洛文、乐贲、乐雯、品音、记者、家斡、宴教、冥昭、焉于、黄棘、梦文、雪之、常庚、曼雪、崇巽、符灵、康郁、隋文、越丁、越山、越侨、越容、楮冠、鲁迅、尊古、游光、遐观、编者、虞明、豫才、燕客、霍冲、孺牛、丁珰、丁萌、士繇、及锋 、之达、子明、丰瑜、元艮、元期、不堂、中头、中拉、长庚、公汗、风声、巴人、龙刚、尤刚、且介、且文、史赉、史癖、白舌、白道、令飞、自树、许遐、许霞、鲁行、迅行、独立、姜珂、洛丈、神飞、敖者、莫朕、桃椎、索士、索子、晓角、动轩、仲度、华圉、阿张、豫山、樟寿、豫亭、符买、俟堂、华约瑟、齐物论、唐丰瑜、唐元期、黄凯音、戛剑生、康伯度、隋洛文、葛何德、董季荷、敬一尊、朝花社、编辑者、编纂者、纂述者、杜德机、何家干、何家斡、即鲁迅、张承禄、张禄如、周玉才、周动轩、小孩子、丰之余、韦士繇、邓当世、白在宣、周树人、周樟寿、周豫才、宓子章、赵令仪、某生者、倪朔尔、栾廷石、孺子牛、宴之教者、宴之敖者、旅沪记者、楮冠病叟、朝花社同人、中国教育社、奔流社同人、诸夏怀霜社、译文社同人、铁木艺术社、旅沪一记者、上海三闲书屋”。鲁迅在其《<阿Q正传>的成因》里所云：“我所用的笔名也不只一个：LS、神飞、唐俟、某生者、雪之、风声。更以前还有：自树、索士、令飞、迅行。‘鲁迅’就是承‘迅行’而来的，因为那时的《新青年》编辑者，不愿意有别号一般的署名。”李允经所著的《鲁迅笔名索解》一书，收录鲁迅一生取用的笔名，多达一百四十多个。鲁迅先生所用笔名之多，大概是中国乃至世界之最了。 洪培欣《作家笔名趣谈》云：“现代作家继承了古代文人取别号的传统，其名号或笔名又常常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们给自己起的名号或笔名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又反映了作家本人的志趣好恶，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其来源也是五花八门。”文学作者使用笔名的因素众多，大多数笔名有一番寄寓，并非像有的姓名学家研究那样，穷根究底，非要研究出什么意思不可，只是附庸风雅而已。董永胜《笔名的由来》云：“其实，笔名这个东西，自古洎今就被人们所惠心而嘉用，它的远因是古代的隐者，或说是那些不得志之人‘假言托喻，用晦其名’罢了。”笔名只是一个代号，可以不起笔名，则用本名行世也可。例如著名作家池莉、迟子建、毕淑敏，她们皆是如此。然而从作者的笔名字数上讲，大多数符合中国传统的起名习惯，通常以两个或三个字居多，至多者则五字以上的笔名较少见了。正如无名氏在其《闲谈作家笔名》里所云：“四个字的笔名，由于我们中国有复姓存在，因此看上去尚不足为奇。但是有一些作家的笔名竟有五个字、六个字、七个字的。用五个字笔名的，如柳亚子的‘活埋庵主人’、周瘦鹤的‘紫罗兰主人’、林纾的‘长安卖画翁’等；用六个字笔名的，如陶行知的‘不除庭草斋夫’、沈从文的‘窄而霉斋主人’等；用七个字笔名的则有章士钊的‘支那汉族黄中黄’、孙楷第的‘小旋风柴进里人’等。更有甚者，如许啸天的‘黄帝子孙之嫡派许则华’，字数多至十个字，大概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笔名字数最多的一个了。”有些撰者是三字或三字以上的笔名，例如著名历史小说作家凌解放，笔名为“二月河”；著名武侠小说家李善基，笔名为“还珠楼主”；著名武侠小说家向恺，笔名为“平江不肖生”、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家刘鹗，笔名“洪都百炼生”。古时有些文人也如今天某些作者一般，一生中用过多个别号，今天有的一人会起多个笔名。例如著名戏剧家夏衍用过的笔名，其来历很是风趣。20世纪40年代初，他任职于香港《华商报》，某天偶见一副对联：“凤游云海，鱼跃江天。”由此产生四个谐音笔名：“冯由、浑海、余约、姜添”。“浑海”时而直写为“云海”，“余约”又衍化为“余伯约”。正如王泉根在其《现代作家的笔名艺术》里所云：“夏衍也署用过一些十分平常的笔名，但其来历却颇风趣。40年代初，夏衍在香港《华商报》任职，有一天，他偶然见到这样一副对联：‘凤游云海，鱼跃江天’，以为写得不错。正巧他给《华商报》撰稿需要化用一些笔名，于是顺手牵羊，一下子产生了四个谐音笔名：‘冯由、浑海、余约、姜添’。‘浑海’有时也直接写为‘云海’，‘余约’又衍化出‘余伯约’。当时的《华商报》副刊首篇署名文章，几乎全是这些笔名。”著名通俗作家张恨水，原名张心远，四川省成都市人。1914年给汉口小报投稿时，从南唐后主李煜的《乌夜啼》之“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截取“恨水”二字作笔名。张心远的笔名除“恨水”之外，另有旧燕、哀梨、并剪、画卒、于戏、半瓶、逐客、报人、不平、大雨、杏痕、北雁、布衣、小记者、崇公道、东方晦、打油诗人、打油词人、藏稗楼主、我亦潜山人、天柱山下人、天柱峰旧客等，二十多个笔名。王泉根《笔名与网名》云：“笔名数量之多、笔名艺术之丰富多彩，已成为镶嵌在现代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比较而言，当代文坛的笔名风景却要单调得多。当代作家一般很少使用笔名，即使使用，其笔名数量也不多。笔者近因兴趣所至，在编写当代文坛笔名与原名对照表的过程中，深感笔名艺术似乎已离当代文坛而去。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还爱使用笔名的话（如柳青、杨沫、魏巍、流沙河），那么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使用笔名的作家却是越来越少，现在如果要编写一本类似徐乃乃、钦鸿那样的笔名录（《中国当今文学作者笔名录》），我想大概有5万字就不错了。当然，当今文坛也有一些响当当的笔名，如莫言（管谟业）、苏童（童忠贵）、贾平凹（贾平娃）、刘恒（刘冠军）、二月河（凌解放）、方方（汪芳）、残雪（邓小华）、北岛（赵振开）、海子（查海生）、梁晓声（梁绍生）等，但数来数去也就几十个笔名大家比较熟悉。当今文坛的绝大多数作家，都是以原名刊文行世，而不再以笔名引人眼球。为何当代文坛的笔名越来越少？究其原因，拙以为主要是与当今社会奉行的‘实名制’有关。”由于伴随社会的向前发展，需用实名制方可行事，于是笔名受到一定的冲击，或许有被淡化的倾向了。正如许觉民在《我的笔名由来》里所云：“这多年来，邮局实行真实姓名汇款之规定，写作的人总有稿费寄来，寄发的报刊单位总用发表者的笔名作收款人。这样，领款证件上的真名与收款人的笔名对不上，就领不到钱。我多次因收款人用笔名问题，出示了身份证和作家协会发给的会员证，会员证上有我的笔名。回答说不相干，只认定身份证为准。我于是将汇款单寄还报刊社，请求改正真名后寄来，有的拖延几个月后重新办理，有的不予理睬。至此，我省悟到笔名已不可用，原想要文雅一些，但已雅不起来，只好以粗俗的本名署名写文，从此还俗了。”由于作者使用笔名不仅会给自己带来诸多不方便，而且造成很多麻烦的事情，于是国家要求每位公民只能拥有一个登录在户口簿、身份证，银行存取款、邮局取汇款、购房按揭办房贷房产证、乘飞机办机票和工作证、驾驶证、工资卡、公证书、医疗证等，都以身份证上那个真名为准，其他名字一律不认可了。我们到底要取怎样的笔名，需要作者深思熟虑方可行事了。国家规范公民的名字，从某种角度上讲，有利于国家对公民的姓名加以正名，但是在一定范围之内，限制了文化艺术的多样化发展，造成千篇一律的署名现象。 邓拓《燕山夜话》云：“谁也不必讳言，有些人看文章的好坏，是以作者有没有名声和名声大小来做判断的，这使作者本人有时也很苦恼。署一个笔名就省去这种麻烦，说好说坏只看文章如何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遇见许多作者，有些学习和研究的心得，是还不很成熟。用他的本名写文章发表，似乎反而觉得不够郑重，用一个笔名发表就比较好。好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在作者方面，即不必考虑万一意见有错误而发生什么不良影响，又可以对自己发表的意见大胆负责；二则在读者方面，对于这种意见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更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甚至于发表某些批评和商讨的文章。”中外文学领域众多的创作者，因为作者给自己取笔名既可以用姓氏，又可以不用姓名，所以没有正式的名字那样严格和规范，故而有些作者的笔名却是信手拈来而显得十分俗气，有些作者的笔名却是精辟考究而显得十分典雅，然而大部分作者的笔名则是雅俗共赏而一目了然，作者所署的笔名就是便于和读者的沟通与交流。著名作家邓拓谈到作者使用笔名大有裨益，主要是有利于作者发表自己的作品，正如鲁迅先生所云：“这是什么呢？就是看文章先看署名。”中国从近现代以来，各类作家的笔名多得不胜枚举，难以一一收罗备全。王理行在其《区区笔名》里所云：“谁要是有心搜集当今各种报刊图书上，形形色色的笔名和笔名背后，各不相同的故事，并细加分析研究，恐怕能形成一部从特定角度，反映当今文人众生相及其背后世态的奇书。”现今在有关笔名的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董宁文主编的《我的笔名》、苗士心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周锦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本名笔名索引》、朱宝梁主编的《二十世纪中文著作者笔名录》、曾健戎与刘耀华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坛笔名录》、铁鸿与徐乃翔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和丁胜、于丛扬、于胜合著的《中国作家笔名探源》等书籍，这些著作收录了现当代中国作家的笔名，少则成百上千个，多则成千上万个，所收中国作家的笔名蔚为大观，有作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实用价值，可资文学爱好者案头备用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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